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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8))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三条是就地改造,这条在延安时没有明确说明,可却也这样做的,现在明确提出,这么多右派怎么集中得了,在你这单位出的右派,就在你这单位里改造。大 家都清楚他的言行,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在大家的监督下,把他改革好。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接受改造,很好。不接受改造,也只有带着花岗岩脑 子到死,他不接受改造,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的是极少数。”我常说,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看,牛并不是天生下来给人耕田用的和给人挤奶用的,马也不是天生下 来给人骑的。还不是野牛野马,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我也常说,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 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革他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王实味是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的作家。抗日战争后去延 安。他看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舞会,有时还给”首长“演京剧,很不满意,特别是前方将士流血,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加以评论。其中有”舞回金莲步,歌啭玉 堂春“讥讽这种状况,因此而被捕。王本身不是托派反革命特务,现在已经完全平反。和毛谈这席话许多年后,我读了,我这才知道王的批评全是事实。王批评的也 正是我栖身中南海内旁观多年的腐败现象。我恍然了悟党早在延安时期开始便步步走向堕落。我们先去山东济南,然后到上海。上海市长柯庆施负责接待我们。毛对 我讲:“在中国共产党内,亲眼看见过列宁的就是柯老一个人,那时他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了列宁。柯老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激动 人心的场面。可见,领袖在人的心目中,所能唤起的力量。”
   
   到上海后,住在沪西一座大理石楼,据说这原是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的房 子,一般叫做大理石楼或铜顶楼。草地很大,有不少树木,但毛不喜欢这里,想搬回专列上住,由上海市长柯庆施一再挽留才住下。
   
   毛此 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正在高潮。柯庆施安排毛看了工厂的大字报,会见 了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讲了话。又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一些文艺界的“左派”人士,包括小说家巴金、演员赵丹和他妻子黄宗英,还有女演员秦怡。
   
   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我们住在刘庄。刘庄,原主人是安徽籍大茶商。一九六零年,浙江省为了使毛住 得更舒服,将原住厅堂拆掉,改建成豪华的现代住所,修好暖气设备。真是金碧辉煌,豪华壮丽。刘庄在西湖湖汊中,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既优美又安静,比起北京 的颐和园,更胜一筹。庄中建筑散落在池塘水流间,有典雅拱桥相连。每次阵雨过后,小塘中可以捉到很多鲢鱼,拿到厨房,厨师作成西湖醋鱼,味道鲜美。
   
   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事件后,这时苏共派米高扬秘密来中国向中共通报情况。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发展计划。毛 要我去见见米高扬。
   
   米高扬个子不高,体形适中,背微驼,看上去大约已经有六十岁左右了。他主要的症状是大关节疼痛,主要在背、腰 和大腿关节。在苏联治疗很久,不见效。他听说中国的针灸治疗很有效,特意问我能不能给他施治。我说可以用针灸方法治疗拭拭看。因为他还要到北京,我给他介 绍一位很好的针灸大夫孙振寰,可以用针灸同时服用中药治治看。
   
   然后他请我喝伏特加,我推辞了,因为我不喝酒。我要了一杯茶。米高 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他说,在苏联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多次,有一位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得了辐射病死亡。
   
   我对米高扬说: “我是医生,对原子弹毫无研究。不过从医生道德来说,原子弹和任何其他杀人武器一样,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到刘庄,我将米高扬的 病和他的这段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庇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 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 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 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毛也许未亲自下令处死那些右派(就象王实味一样),但他也不曾出面制止这些暴行。
   
   毛在杭 州做了另一次的讲话,几天后,我们便由杭州乘专列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中山陵附近,原属于国民党宋子文的一座别墅。这时已是六月,天气很热。室温一般在摄氏 四十度。毛不怕热,他的卫士每天在他卧室里放上大冰桶。毛又对反右派运动说了不少意见,我总是边听边冒着大汗。
   
   外面的政治风暴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导和评论,毛读了很多。毛这阵子睡得更少,所以闲谈的时间也多,但他精神益发振奋。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次是由邓小平负 责反右派运动。邓曾在八大会议召开期间,叫毛休息,毛十分震怒。但毛所指斥的“小脚女人”领导中,并不包括邓。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 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 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 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 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毛对党内高级 干部有意见。一九五六年底开始的半年内,毛号召给党提意见,到一九五七年一、二月以后,毛又提出大鸣大放,也就是随意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原来毛认为共 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各领导人在害怕毛的愤怒和右派人士的批评之下,转而支持后来的“大跃进”。毛仍在考验这些党领导。毛此时正设法夺回政权,重整 旗鼓,准备稍后再做出击。
   
   在这期间,毛想在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觉得南京太热,建议在青岛召开。
   
   毛本来想乘专列去青岛,但是太热了,大家都劝他乘飞机。毛同意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两架伊尔十四来到南京。大家分乘这两架飞机 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
   
   青岛的七月确是清爽宜人。从 南京大火炉到了这里,真是别有洞天了。青岛地处崂山余脉。全市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洁,房屋都是德国式的。郊外到海滨,错错落落的一座座别墅,红瓦红砖 墙,点缀在密密丛丛的绿色树林中。毛住在原德国总督府改建成的迎宾馆。这是一座地堡样的德国式建筑,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青岛市。
   
   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水族馆,毛去参观过。毛乘车到山东大学内转了一趟。这个大学就是江青吹嘘她在三十年代时,旁听过梁实秋讲课的所在。又参观了青岛四方火 车机车制造厂。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火车头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工厂。毛在青岛的警卫仍如往昔森严,每次秘密出外参观,由于警卫众多,往往引 起居民的好奇。青岛的许多街道则禁行车辆和行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于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议程前后数日,会中的讨论 集中在反击右派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两大方面。《人民日报》刊出毛的一文–毛主张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毛的理论其实矛盾百出–从 领导一元化谈到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到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统一到个人意志。毛的理想是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四十到五十年内,超过英美先进国家,从社会主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理念正在毛心中滋长。  我在毛奢华的宫闱天地中,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那些激烈的批判、斗争离我十分遥 远。我完全与世隔绝。毛的几次闲谈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任何真实感。我只能模糊感受到毛话中的深意。
   
   我在青岛正为政治以外的事搞得焦 头烂额。
   
   21
   
   第二篇(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 跟我们去了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 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 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 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
   
   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 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 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 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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