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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孙中山评价的争论

有关孙中山评价的争论
   
   郭国汀
   
   吾以为陈尔晋先生和刘因全先生有关孙文的一些重要史实来源不可靠,有些则有明显错误,与许多西方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研究结论完全不符,比如二次革命的起因并非宋教仁被暗杀事件,因为宋被杀属于刑事案,当局很快便查明真凶及幕后主谋,袁世凯的亲信赵秉春总理及国务院一位秘书皆涉嫌谋杀宋案,主犯在狱中开庭前被暗杀,赵秉春则于1914年2月不明不白中毒死于直隶总都办公室,有条件暗杀狱中人及总都赵秉春者唯有袁世凯,而袁一贯有为政争暗杀对手的前科。说暗杀宋教仁最大受益者是孙中山,纯属胡说八道。因为宋教仁杰出的组强宣传能力,国民党此前在议会上下两院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使得议会实际上撑握在国民党手中,自然对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为此,袁世凯曾试图重金贿赂宋教仁,但被拒,因此袁才下手除掉这个可怕的对手。宋于1923年2月23日在上海火车站遇刺,此前一个月孙文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月,直到2月25日才回国,当天宋教仁因枪伤不治身亡。孙文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如果是他指示部下干的,日本的电话电报,不可能丝毫不留痕迹,更重要的是孙文完全没有与宋教仁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孙文当选国民党总理后,特意委托宋教仁代行总裁职,表明孙文对宋教仁的才华既重视又欣赏。 事实上,孙文与黄兴对于宋教仁遇害案均主张依法律程序解决。

   
   二次革命起因于袁世凯违背临时宪法规则,未经议会授权同意准批,向国际银团贷款2500万英镑,但只给2100万英镑(预扣了利息),且到1960年一共需偿还贷款6800万英镑,因此议会不批准,但袁强行签约违宪,故国民党议员才威胁动武,但实际上是袁世凯先动手;有关史实不能仅凭来路不明的作者的说法定论。“联俄容共”确实是孙文的主张,因为孙文革命一生,受到西方各列强几乎一致拒绝资助,虽然有孙文本人说大话的习惯,导致西方人不信任他,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共和民主的强大的中国,分裂的软弱的中国更符合列强的利益,当今世界各国拒不资助真正的民主革命派,根源亦然;因此孙对苏联主动找上门来的资助当然欢迎,他主观上是想利用苏联的资金和军援,客观上造成了共产党发展壮大;
   
   此外,孙中山最大的错误不是他的所谓”不择手段“,而是他的吹牛坏习惯,使他的信用大受影响,进而影响了他赢得西方国家支持。孙文的不择手段与共产党的不择手段有本质的区别,孙文主要表现在为争取外援,极不慎重乱承诺予外国人重大国家利益,确有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资金援助之嫌,但孙文从未因争权胡乱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共产党的不择手段则没有任何底线,恶劣致极。况且孙文的目的是正确的,而共产党的目标则是错误的。
   
   孙文的错误当然应当指正批评,但孙文的整体思想是非常伟大的。孙文主张的民族主义一点也没有错,满清实质是靠屠杀汉人夺权,靠奴役汉人维持政权,汉民族在满清政府统治下,实质上属奴隶;孙的民权主义,包含相当完整的民主理论,即四民权(普选权,弹劾权,动议权,公投权)制约五政权(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权)说。毛泽东当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是在孙文死后,先任汪精卫的秘书,后由汪精卫提提拔的;正因为在鲍罗庭操控下,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上篡党夺权(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仅1/3是反共的右派,1/3是国民党左派,1/3是共产党员)才导致蒋介石的中山舰事件,及四一二清党;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共产党从未神化孙中山,而是极力暗贬孙文,串改伪造孙文的三民主义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再者不谊不分青红白指责洪门等地下会社为“黑社会”,因为自蒙古和满清征服汉民族以后,中国社会历来有白莲教等地下反抗外族侵略的组织,义和团实质上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 “反清复明”一直是会社的宗旨,会社成员在革命中的伟大英雄牺牲,决不容任意贬抑;无可否认孙文确犯有不少错误,有的甚至相当严重。但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任意全盘否定。吾以为总体上原则上孙文的功绝对远大于他的过,孙文主观上一直为确立共和宪政而奋斗,尽管客观上,联俄容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孙文不失为伟大的共和革命之父。有关孙文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请参阅吾正在编译的《还原蒋介石》。
   
   郭国汀
   2011/1/25
   
   
   
    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是完全不同的人。如果政治家却以宗教家面目出现,然后又以思想家的身份发表公开言论,那么结果可想而知:既不可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思想家,当然也当不成纯宗教家。因为隔行如隔山,每个领域都有其必须遵守的规则。还因为政教分离原则,是美国宪政民主的基础;因此,吾以为凡是想当宗师者,就不应过问现实政治;想做政治家者,就不宜以思想家自居,更不宜以宗教道德宗师面目指点江山。思想理论家可以不顾现实超前设想一整套政治体制,提出一套套宏伟理论,那么其脱离现实实际无关紧要。但政治家则不然,政治家必须符合现实社会之需,否则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政治家脱离政治权力什么也不是。因此,试图由同一人一揽子解决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政治思想宗教道德伦理问题,未免也太过天真了?
   
   
    《特权论》所明确提出的民主革命建立了民主制度。
   
    我作为《特权论》校编和出版者,对其评价之高恐怕无出吾右者,然而必指直言指出,作者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即在财产公有制条件下)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和实行三权分立的主张,仅是比一般中共体制内人士先进,仅是在当年有一定先进性,但作者不知道在财产公有制条件下,在共产党一党专制条件下,其设想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公有制与民主绝对不相容,共产党专制的财产公有制下根本无法进行三权分立的改革。共产党体制必定产生特权阶级,因而必定首先破坏平等,因此陈先生依此作为自已四十年前便有预言的证明(因而自已具有“神”的预见性?),恐怕很难成立。根本原因在于陈先生迄今未认识到财产私有制即是人权和自由的前提与条件,也是人类的天性与本能所需。这就是为何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能够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或实现三权分立的根源。必须承认陈先生智慧过人,经验丰富,知识亦相当广博,然而无可否认,陈先生同时在某些方面学识不足,甚至无知。比如外语,又如中国近现当代历史,还如自然科学。因此,陈先生在某些问题上的论断未必如其极度自信的那样是绝对真理。比如反复自称是所罗门弥勒佛再世之类的盲目自信。自信至关重要,但自负则不然。自称为神者,其实皆属自我击败自已。因为凡是人必定会犯错,陈先生是人,因而陈先生同样会犯错,事实上陈先生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至为明显,而神是不会犯错的,因此自我封神实属不智。吾不怀疑陈先生献身中国民主事业的忠诚与伟大,然而我绝对不敢苟同陈先生在孙中山问题上明显错误的判断。有关孙文的历史事实,正反两面的说法多如牛毛,关健在于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把握时代背景,撑握历史事实证据基础上,详细分析严密论证,而非凭来路不明,不可靠不可信的道听途说妄下定论。
   
   
    孙中山的路,就是为了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不遗余力投靠外国势力、抱外国势力粗腿、做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大搞隐形帝制、党国体制、军队私有、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路!孙中山的路,就是枭雄黑道祸国殃民,一方面大喊“天下为公”欺世盗名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在千方百计拚命捞取个人名利以图专制于天下的巧伪人玩弄心计和手段的可耻之路!
   
    如此论断孙文,陈先生显然是建立在一系列未经证实的假定之上的推论,吾以为论史论人,应当以史实为依据,还应当作历史时代背景的分析,去伪存真。在未作认真细致的研究举证之前,妄下定论,这不是研究历史人物所应当采取的方法,如此结论当然不可能客观公正。我不能同意陈先生对孙文的基本判断,反之,我认为孙文毫无疑问是中国共和民主革命之父,其功绩远远大于其过错。孙文共和民主革命的伟大意义远未过时,孙文首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理论是伟大的理论,也是正在台湾得以证实行之有效的理论。中国的最佳前途应当是恢复和重建由孙文和蒋介石开创的中华民国,孙文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大革命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孙文共和民主革命精神,将政治民主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伟大的共和民主重建。
   
   
    “孙中山断送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一套做法,对蒋介石、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蒋介石、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枭雄黑道隐形帝制,完全发端于孙中山”!
   
    完全不能苟同如此草率的结论。孙文的中华革命党的做法在特定的时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事实上,1918年,孙文已将中华革命党再改名为国民党,亦即孙文对国民党的性质从革命党改为普通政党。蒋介石国民党的专权,是战争条件下的特殊安排,并非蒋先生的原意,将蒋介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显然不妥;因为毛氏政权土匪强盗性质至为明显,而蒋介石早在1928年便公开提出由国民党对全国人民实行六年训政,然后转入宪政,因抗战的客观原因延迟至1946年1月经大选,开始实行宪政,然而是被中共发动的内战再次打断宪政进程;毛泽东实行的是苏联斯大林命令的指导下的做法,与国民党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两者决不可相提并论。
   
    孙中山这种做法、这种实践,显然根本不是什么民主的做法,显然根本不是什么“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做法,而是地地道道一个大搞专制独裁的黑帮老大的做法!
   
    必须注意区别中华革命党与民主体制下的政党的区别;革命党是非常时期的最激进的反对派组织,往往是以武装斗争为前提,亦即属准军事组织,因此对领袖的服从忠诚,对纪律的严格遵守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孙中山毫无疑问是共和革命之父,至于是否民主革命先行者,要看如何理解,中国1911年革命,实质上应当包括自华兴会,同盟会以来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内的所有革命,其目标是三民主义,王权宪政,推翻满清,创建共和,因此严格说来,孙文是中国共和民主革命之父并没有错。
   
    孙氏考试权,是对中国传统帝王文化科举制度的承袭;孙氏监察权,是对中国传统帝王文化御使即谏官制度的承袭。孙中山的考试权、监察权,本质上是传统帝王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根本没有民主共和实行政党政治普选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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