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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全球扩张战略

袁红冰:人类大劫难: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悄悄拉开帷幕——中共极权的全球扩张战略【《台湾大国策》连载一】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千年之后,西方极权文化的近代经典,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建立起东方的巴士底狱,即中共暴政。现在,中共满怀成为世界规则建立者的野心,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踏上征服世界之路。

   
   
   作者 : 袁红冰,
   
   
   發表時間:2/6/2011
   
   第一章
   人類大劫難:第三次世界大戰已悄悄拉開帷幕
   ——中共極權的全球擴張戰略
   
   一、引言
   
   “冷戰早已結束,人類終於走出民主與專制兩大陣營對峙的危險時期,進入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中共會由於經濟的發展,逐步開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極權專制不再是對人類的主要威脅。”;“基於經濟的全球化,各國的利益互相依存度日益強化,世界性戰爭爆發的幾率趨於零。”——所有這些對於世界各國文人和政客的國際政治觀的總結性表述,都如同一支支注入人類精神的催眠劑,正在麻醉二十一世紀的神經。連美國的小政客總統奧巴馬家庭的聖誕之樹上,也赫然挂出中共極權之父毛澤東的照片,而更加渺小的政客馬英九,則頻頻眨動他那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聲稱同中共建立起了互利雙贏的關係,“兩岸离戰爭越來越遠”。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神經被麻痺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前述對當代國際政治局勢的經典性觀念,都在表述謊言。而民主國家的政客、文人與中共極權的御用文人,在謊言的表述上竟達到令人震驚的一致。不同之處只在於,有的謊言表述是基於愚蠢或者人格的墮落,有的則是基於故意欺騙。民主政治的價值並不表現為理想主義的狀態,而只表現為防止最壞的狀態發生,即防止極權專制對人的奴役。因為,多數選擇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原則,而絕大多數人都是靠感覺和常識作出選擇,而不是憑藉深思熟慮的理性與智慧。由此一來,民主邏輯選擇的政客,往往只有嘩衆取寵的小精明,而沒洞察先機的大智慧;民主邏輯中浮現出的知識分子明星,常常也只像模特儿一樣,通過扭腰擺臀式的淺薄的文化表演,贏得世俗的影響力,而完全不具備“民族智慧之鏡”的能力與資格。這正是當代民主國家的政客、文人引領世界行進在謊言中的原因之一。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被利益所收買,把靈魂出賣給中共,才開始隨謊言的節拍起舞。
   極權專制的罪惡根本在於對人的精神奴役。不過,極權專制又有能力選擇某些詭詐至極的智慧和知識的擁有者作它的御用文人。現在,中共的御用文人正把智慧和知識變爲欺騙世界的工具——欺騙世界,讓人類在謊言中麻痹,是爲了掩蓋中共全球擴張的政治戰略和事實。
   人類的命運在愚蠢者與卑鄙者相信的謊言中蹣跚而行。這顯然意味著時代的悲劇。而人類的命運在詭詐者的欺騙中行進,則必然預言歷史的大劫難。對於智者和先知,這是一個荒凉的時代。但是,出於對人類自由事業的忠誠,我必須踏過萬里謊言,站在智慧之巔,向歷史講述事實的真相:中共極權從來沒有泯滅過全球擴張的政治野心;當代,以胡錦濤的猥瑣人格爲擴張野心的生命承載者,中共極權已經形成並展開全球擴張的政治戰略;通過“超限戰”的模式,中共在“和平崛起”的謊言掩護下,悄悄拉開了以征服全世界爲戰略目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帷幕。
   
   二、中共極權擴張的政治意志
    ——從未熄滅的慾望之火
   
   “性格决定命運”。對於個人,這個判斷意味著真理的表述。就人類的歷史而言,命運的决定者則往往是主導歷史精神的政治意志。
   無産階級沒有祖國;無産階級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解放全人類”,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産主義理想——這種全球擴張、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是浴血的共産主義運動之魂,也是中共從建政之日起從未熄滅過的慾望之火。現在,分析中共歷史、判斷中共未來政治走向的著作汗牛充棟,甚至多如印度夏日的飛蠅。然而,其中却很少能够找到從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的角度解讀中共政治人格的真知灼見。事實上,征服世界的野心構成中共國際政治行為的“第一推動力”,而且相當程度上影響中共國內政治的决策。
   韓戰是中共建政後,在全球擴張野心引領下發起的第一戰。對於中共,韓戰並非起始於“志願軍”越過鴨綠江。北韓軍隊大舉南侵之日,就是中共開始擴張的首戰之時。因爲,金日成實質上不過是中共軍隊的一名中級軍官,北韓共産黨也只是中共的一個分支,北韓軍隊南侵的主力亦由中共軍隊改編而成——金日成及其政黨和軍隊,是中共政治肢體的一部分;北韓的南侵作戰並不是兩種意志的體現,而是中共極權擴張野心指導下的統一行爲。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極權之父毛澤東曾要求赫魯曉夫動用核武器,發起對美國的全面戰爭,並承諾中共將組建一千個師或者更多軍隊參戰。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宣稱,打核大戰,即使人類損失三分之二也沒什麽了不起,只要能換來共産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也是值得的;人口數量再經過幾十年發展也會恢復。
   彿學把貪慾視爲人的三種終極罪惡之一。擁有世界的貪慾一旦同獨裁者的權力結合在一起,人類就將面臨重大危機。只是因爲赫魯曉夫的共産主義理想還沒有堅定到毛澤東那樣瘋狂的程度,人類才免於一劫。此後,由於赫魯曉夫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沒有達到極致,以及其它更爲複雜的政治原因,中共指控赫魯曉夫是共産主義的叛徒。
   發動核大戰的建議被赫魯曉夫拒絕之後,毛澤東决定自己全力開發核武器——中共開發核武器的意志起點,不是基於自衛的願望,而是基於征服世界的慾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中營——“人民公社”的倒行逆施,以及經濟“大躍進”的非理性舉措,使中國陷入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近四千萬中國農民被餓死。就在這樣的悲慘時刻,中共全球擴張的貪慾之火仍然熾烈。中共撥出巨款發展核武器和核潜艇,而置伏尸萬里、白骨撑天的民族大悲劇於不顧。此刻,我重述以上歷史,並非試圖感動什麽人;我深知,在一個冷漠的時代,很少有人會爲別人的苦難流泪,更何况那是五十年前的苦難。但是,我希望歷史的重述能够提醒人類:中共極權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可以冷酷和堅硬到無視最慘烈的人間悲劇的程度。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爆發爲全面的政治社會危機;“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爲這次政治社會危機貼上的虛假的標簽。然而,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大危機發生前後,共産主義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不僅繼續主導中共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軌迹,而且顯得更加亢奮。
   毛澤東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運用於國際政治,把世界各國劃分爲三個世界,即美蘇“霸權”國爲第一世界,歐洲等國家爲第二世界,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爲第三世界。中共自命第三世界的領袖,並以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作爲合理性根據,進行全球擴張;輸出“革命”,則是當時中共全球擴張的主要方式。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制定並不遺餘力地執行其輸出革命的全球擴張計劃,在東南亞、南海群島、南亞次大陸、非洲、拉丁美洲的廣闊地域內,散布共産革命的激情,培育毛澤東主義共産黨的政治勢力和游擊隊式的軍事力量。由於當年中共的經濟能量還不足以爲其野心勃勃的擴張戰略提供足够的物資力量支持,所以,那一次共産主義擴張的狂潮,主要表現爲精神能量的釋放。即便如此,毛澤東時代的共産主義擴張,仍然留下許多不應當被忘却的悲劇。
   那個歷史過程中最具浪漫激情的事件,是數萬“紅衛兵”懷著發動世界共産主義革命的理想,越過中緬邊境,參加緬共游擊隊。然而,理想是虛幻的,現實則比死亡更殘酷——數萬美如朝霞的年輕生命黯然消失在東南亞陰暗的叢林中。現在,他們的白骨早已腐爛,他們的鬼魂却可能重返人間,因爲,和他們曾經有同樣的“紅衛兵”情結的人,例如薄熙來一類,正在被培養爲中共“第五代”權力執掌者。
   那個歷史過程中最血腥的事件,莫過於紅色高棉的大屠殺。波爾布特拜謁毛澤東,領受“最高指示”之後,以共産主義式的社會改造之名,在短短的時日內,竟然殺死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其中包括數十萬華僑。時至今日,中共還在用重重政治鐵幕,掩蓋這次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大屠殺。那永遠不會消散的血腥氣對共産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又一次作出事實的詮釋——“解放”就意味著用鐵血之死,讓人得到終極解脫。
   人是健忘的,歷史則必須記住血泪書寫的悲劇。如果歷史也忘却了,人就將重新以更殘酷的方式演繹同一個悲劇。可悲的是,現在不僅人遺忘了歷史,歷史似乎也忘却了它應該記住的教訓——人和歷史都因遺忘而失去了過去,過去就只能在未來中重現。
   毛澤東之死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有人將毛澤東的死亡解讀爲中共放弃了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則是淺薄的錯誤。作爲最高權力意志象徵的獨裁者的生命個性,確實會對極權政治的運作模式和風格産生重大影響,但是,卻不能改變極權政治的靈魂。共産極權政治的靈魂是由一整套哲學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歷史觀和政治學體系所構成;極權政治理念一旦物化爲現實的政治存在,它就獲得了獨立於任何個體的生命與靈魂;是極權政治存在的邏輯决定個人的意志,而不是個人的生命個性决定極權政治的意志,對於獨裁者也是如此。
   中共內部的一次政變,爲鄧小平鋪好踏上權力巔峰的紅地毯。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改變了維護中共極權專制的經濟模式,即把過去的計劃經濟改變爲權貴市場經濟。但是,他不能真正改變中共極權的哲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理論基礎,更不能改變中共的極權專制的政體。事實上,鄧小平也不想改變。他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就是在用思想來證明他對極權專制的忠誠;他毫不猶豫地將六.四學運淹沒在血泊中,就是在用反人類的暴力來證明他對極權專制的一往情深。
   同樣,鄧小平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改變中共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在鄧小平實際主政期間,中共似乎暫時停止了全球擴張的脚步。但那並不意味著放弃,而只是無奈。鄧小平主政的歷程,恰處於中共兩次大危機期間: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那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産;一次是六.四屠城的政治後遺症,那是鄧小平自己造成的。處此困境,中共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猶如被命運逼進死角的野獸,只能暫時收起爪牙。這兩次危機使中共極權政治傷痕累累,鄧小平宿命地只能扮演爲極權政治療傷的角色。不過,即便如此,全球擴張的野心也從沒有真正從鄧小平的政治生命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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