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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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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特色的爱和“中国特色”的外援

   儒家特色的爱和“中国特色”的外援

   一仁爱无极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仁爱无局限,大爱无疆。所以,仁的发扬、爱的实践、道德的追求永无止境。诗曰:莫笑儒家圈子小,乾坤万物一于仁。

   但仁爱有差等,有层次,有秩序,仁爱的发扬,道德的实践,要自近及远,由低向高。故《中庸》说:“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儒家讲从心所欲率性而为,仁爱无局限而有差等,正是“心性”的特征和儒家仁爱的特色。

   《论语》以孝悌为仁之本。最大的爱,最高的仁,都必须从孝悌开始。孝悌可以也应该超越,但不能违背,否则仁就空洞化、虚伪化了。亲亲仁民爱物,孝悌就是亲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对亲人都不爱的人,岂能爱民爱国?

   当然,亲亲不是亲人至上,不能违反制度、法律和基本道德规范,不能徇私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另外,当家庭责任与其它社会、政治、文化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儒家为民为国,必要时可以移孝作忠,但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大义灭亲----因为灭亲本身就是大不义。

   几十年来,媒体上宣传的大量“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总是那么不近人情,动辄牺牲亲人甚至大义灭亲,名义上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为了事业、为了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为的不外乎是自己的名利。物反常为妖,人反常为怪,此之谓也。二儒家对于反常(违背常情、常理、常识)的东西都保持一种警惕。故吕端说:“大凡与人情不近,即行能卓越,道之贼也。圣人之道,人情而已。”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中庸》)

   素隐行怪的“素”,朱子解释为“索”,索求。素隐行怪,意为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袁焕仙先生则解“素”为“本”,深得我意。本,本质也,本心本性也。本心不明而行为怪异,儒者不为也,不许也。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种学说都不明本心,貌似有理,其实都不正确、非正常、极端化了,违反了中庸之道。(注意,儒家反对的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不是具体的利己利他行为。在行为上,该利他就利他,该利已就利已,要在因地制宜。利他利已都可以是良知的作用,只要得当可之宜,可以两不相碍而相辅相成,可以归结为致良知。)

   墨子主张兼爱,很高尚,利他主义作为个人行为很值得敬佩,但成为一种学说流而行之、天下归之,象孟子时代“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就要警惕了。墨子及他的弟子们的利他主义实践或许很真诚,或许没有大问题,但流弊很大,发展下去、泛滥开去,会出各种政治、社会大问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之所以导致普遍而严重的虚伪化甚至罪恶化,造就丛林社会禽兽世界,原因就在这里。

   “利他”很好,但不能“主义”,不能“唯我独尊”,利己也一样。孟子对墨子和杨朱的批判,实有先见之明,可谓防患于未然。正如袁焕仙先生指出:

   “盖怪行隐于本素,智而难测,从者众也。从者众,祸斯烈,倘无大人者出,辟而正之,以盲引盲,天下梦然从风,后世翕焉归化。人伦失序,社会不轨,祸可问乎?”(袁焕仙《中庸胜唱》)

   三 “中国特色”的外援就是严重违背常情常理的“国际利他主义”,不论动机如何居心怎样,都大不义,何况中共的动机居心明显有问题,其真诚度与墨子不可同日而语。

   墨子奉献的是自己,中共牺牲的是国家人民的利益,是慷国家之慨、人民之慨,打民众的肿脸充自己胖子;墨子兼爱,平等地爱所有人,对亲人和陌生人一视同仁。中共则完全颠倒过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中共在国际国内一向有两副面孔和肚肠,对外的温柔仁慈和对内的莽横凶恶,对外的慷慨大度和对内的悭吝小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家不是反对外援,而是反对“中国特色”的外援。这个特色主要有三:一、黑箱操作,援多少,援哪里,国民没有知情权更没有决定权;二、援向金家王朝之类流氓政权,变成了助恶。三、几十年来,绝大多数的受援国家,无论从人均收入还是从人均受教育程度均高于中国,典型的杀贫济富,损不足以补有余。

   当年国内民众饥寒交迫,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照样被迫勒紧裤带支援世界人民;而今据说中国强大了,经济方面“这边风景独好”,外援出手当然是更加大方了,可国强而民弱,国内福利制度依旧建立不起来,大量民众照样贫困,照样存在读书、看病、就业乃至温饱诸多问题。真可谓:穷,百姓苦;富,百姓苦;弱,百姓苦;强,百姓苦!

   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真诚的利他主义与杨朱“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良性的利己主义,都遭到孟子严厉批判,对中共名义上的国际利他主义实质上的极端利己主义,孟子天上有知,实在难以想象他会怎么说。2011-2-1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民主论坛

(2011/02/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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