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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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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天涯返故乡----简答网民问(外四篇)

   踏遍天涯返故乡----简答网民问(外四篇)或问:“木鸟新年好,我通过看您的帖子慢慢地有一点感悟,以前以为你是一个腐儒,现在发觉你还懂点科学,也懂道学儒学基督学,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如何最终选择了儒学为根本之道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不知道木鸟老先生能否满足这个愿望。能否把这个思路具体转变的过程说给我听听,我想也许比结果更重要。”

   东海答:要说“具体转变的过程”,那要很长篇幅,只能简说一下。

   儒佛道三家都是可以安心立命的学说,因为三家都可以明心见性。只是佛道所明见的心性或蔽于空寂、或蔽于虚静,所谓道虚佛寂,不如儒家良知之全体大用。于虚寂不灭中蕴大生广生、新新不已之健德。

   东海兼爱三家,但青年时代对儒家经典研之不深、究之不彻,误以为儒家不过是关于世间伦理道德的教诲,缺乏形而上的探索,故重佛道而轻儒。后来谢绝世事沉浸其中,经过多年的强探力索,终于发现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之妙,发现儒家不仅外王学可以为社会开辟长治久安的道路,其内圣学之高妙与佛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毅然皈儒,从此大本确立,乾坤定矣,真有一种“踏遍天涯返故乡”的感觉。毫无疑问,儒家是最美善、最真实、最伟大的家,是真正的精神之家、灵魂之家、生命之家,是我永远的家,也是一切人类最好的家。有诗自题曰:穷高极远不知疲,嗜异贪奇意似痴,踏遍千山方觉悟,最平常处最神奇。

   至于法家、马家、基督教及西方文化,只是作为世俗知识去了解而已。以儒佛道文化的眼光看,法家马家甚为粗陋(陋于义理、陋于道德、陋于知人心),尼采康德缺乏内在根基,基督教更不足道,唯自由主义在制度建设方面值得学习,但也仅此而已。2011-2-17东海儒者余樟法

   神本、佛本与仁本或曰:“佛-非人也,佛家是典型的神本,以佛解儒,以佛入儒,皆非正途。儒家仁本首先在于正名分,也即五伦之德,三纲五常之本。佛家离家入佛,在根本上来说是有悖儒家根本理念的。东海慎思之。”

   东海谨答:在神本宗教中,神创世造人,神与人是割裂的,神性至善,人性唯恶。而在佛教中,人人皆有佛性(泛而言之众生皆有佛性),人人佛性平等,意味着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在根本上来说”佛教与神本宗教原则相悖,与儒家则颇为相通。

   儒家是仁本,以成仁(成圣)为人格理想;佛家是佛本,以成佛最高追求。儒家的良知仁性与佛教的真如佛性指的都是生命本性,两家对“性”的认知和证悟同中有异。佛性不灭,仁性也不灭,此其同;佛性不生,仁性生生(即易经三原则之一,所谓“生生之谓易”),此其异。

   佛教为出世法,儒家为世法(其实儒家非入非出,入世出世无二无别、完全合一),两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各种价值观的差异都根源于此。

   所谓援佛入儒,是指使用了某些儒教名相,参考了某些儒教知见。是否儒家正宗或正途,最高标准在于是否符合“儒家根本理念”。熊十力先生援佛入儒,根本上仍是纯粹的儒家,董仲舒反而“道脉”不纯。他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就是援法入儒的产物,这已不仅是参考,而是把法家的东西照搬过来了。不能说“有悖”,但董仲舒于儒家根本理念有所偏离则毫无疑问。2011-2-14东海儒者余樟法

   仅仅不损人是不够的利己主义有两种:恶性的(悖情悖理的)与良性的(合情合理的)。前者为了利己不惜损人,后者利己而不损人,不伤害任何人,所谓“悉天下奉一身而不取”、“杀一人取天下而不为”。两者的共同点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杨朱就是良性利己主义。如果在公平公正文明的社会,杨朱的利己主义无弊无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利己而不损人,社会也一定公平公正文明。

   问题在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任何社会都有恶性利己主义的个人和群体。特别是在政治不明、社会不平、政治性的恶性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杨朱学说的危害性就不言而喻了。道理很简单:杨朱们缺乏利他爱人利天下的内在冲动和制恶扬善致良制的道德力量。

   只要世界上还有恶性利己主义的人物和势力存在,杨朱学说就要不得!2011-2-9东海儒者余樟法

   从“吴起偾表”说起我说过,法家表面上也是很重视取信于民的。商鞅“徙木示信”故事,众所周知。《容斋随笔》里介绍了一个类似的“吴起偾表”的故事: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门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偾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

   《容斋随笔》还指出,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就是效仿吴起的。儒家强调信,以之为五常道之一,乍一看,法家也很重视信,表现得很儒家的样子。但请注意这是“表面上”的。

   儒家仁义礼智信,不可或缺。法家不讲仁义礼,智与信都是与道德剥离开来的。信,对于法家来说,不是作为道德修养和政治品质来强调的,而是一种御民之术,一种推行恶法的工具,故智非正智,信非诚信。

   商鞅利用老交情取得魏国公子昂的信任而袭杀公子昂这件事,就充分说明了诚信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说明了商鞅是何等的欺诈奸恶、刻薄冷酷和心肠毒辣----这几乎也是历史上大多数法家人物及其信徒共同的性格特征。前面提到的吴起就有“杀妻求将”的故事。可见这类法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做朋友做老公都有可能大祸临头。

   另复须知,某些历史人物被纳入法家的范畴,并不准确。如诸葛亮王安石等,虽受法家影响,但本质上仍是儒家,与商鞅一起并列为法家代表人物的伊尹,更是儒家的政治典范。管仲属于法家,却非常重视道德礼义的作用,在开篇《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谓颇有儒风,与后来的韩非子、商鞅、李斯等“正宗”法家性质不一样。

   就与儒家的关系而言,历史上有过三种法家:一是阳儒尊儒的,一是不反儒的,一是反儒的-----这种法家最可怕。鲁迅说仁义道德吃人,其实反仁义反道德的东西才是吃人的,其中又以反儒的法家最勇于和擅于吃人,吃起人来有名义有理论没有底线。

   秦始皇和毛泽东为政治性“吃人盛宴”上古今两大主人,而韩非李斯鲁迅们则是的最好的理论吹鼓手没有仁义道德的骚扰、干涉和闹场,大大小小的政客们吃起人来多么理直气壮大义凛然!2011-2-13东海儒者余樟法

   再谈两种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受迫害的自由等等,这是外在不自由,即政治、社会不自由;心为身役、身为物役,被潮流、风俗和各种贪婪欲望牵着鼻子走,良知不能自主,这是内在不自由,即道德、良知不自由。

   外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赖民主制度的保障,内在自由则唯有优秀的文化、道德才能供给,以道德为核心、对道德良知的认知最为全面深入透彻的儒家文化,可以给内在自由最好的培养。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堪称内在自由的最高境界。

   吕端说:“圣人不随气运走,不随风俗走,不随气质走。”不受时代风气社会风俗甚至不受个人气质的影响,由良知本性完全做主,这是何等的自由。唯有圣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贤人可以不随气运、风俗走,但难免“落”了气质,“圣人不落气质,贤人不浑厚便直方,便着了气质色相;圣人不带风土,贤人生燕赵则慷慨,生吴越则宽柔,就染了风土气习。”(《呻吟语》)

   在不自由的社会,照样可以做一个自由人;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照样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例如,即使匮乏言论、信仰、不受迫害的自由,不能说真话,不能干好事,你至少可以不表态、不合作、不干坏事、不说假话、不歌功颂德。

   积极主动地改良去社会和政治,去改变外在的种种不自由,在黑铁时代发出黄金的声音来,那更是人格的高耸和尊严的高扬,更是良知自由的积极表现。2010-12-19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1/02/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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