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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长任期总统制+大选总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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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长任期总统制+大选总理制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历史已近进入辛亥革命百年。百年来中国人与政治上的最大收获,就是“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等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不可逆复,以致于自比秦始皇、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也不敢公然称帝,只敢以“人民”为名,行暴君之实。百年来,尽管在平等方面,中国有微小的、形式上的进步,但宪政在中国远未实现,而且还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发生了巨大的倒退。这种大倒退,以一种隐性帝制的方式发生,以致现在又有人主张:干脆复辟帝制,搞君主立宪。
   我在拙文《未来中国只能采取共和制政体》中已阐述:传统大国很难适用君主立宪制政体;辛亥革命后,中国帝统已失,决无可能复辟帝制成功,因而不可能以君主立宪的方式谋求宪政民主,未来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只能走共和制的道路。

   我在文中亦提到:虽然显性帝统(显性君主制的道统)在中国已经沦丧,但由于传统的影响(君主是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隐性帝统仍然根深蒂固。为什么呢?因为帝统存植根于文化文化中,传统很难改换,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显性帝统,但中国人的君主制习性仍然存在,且以隐晦的形式表现出来。隐性帝统之革除,需要在文化的进化中逐步实现,而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在相当长时期内,隐性帝统是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无法回避的中国国国情。
   隐性帝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形态,其典型表现是:1912年创建的宪政共和国,迅速异变为军阀独裁、半独裁,各路军阀俨然大大小小的君主,其中尤以家政合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最典型;国民党的训政,亦迅即演变为家族式威权独裁,蒋介石公然传位于子;而共产帝国的党魁、总书记,其独裁权力比其历朝皇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折了太子的毛泽东(欲)传位于妻(江青),而后再传侄子(毛远新),马克思“公有制”的屏风,仍然挡不住家天下的意识。即便是缔造民国的孙中山,亦难免帝王作风,“二次革命”后另立“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其领导方式就打上了人治的印记。
   宪政共和向独裁家长制扭曲如此轻易迅即,而由人治扭曲状态回归真宪政共和,却这般缓慢和艰难,直到辛亥革命近八十年后,中华文明的一叶孤舟台湾岛,才蹒跚步入宪政,而笼罩在在隐性帝制式极权黑夜中的大陆,至今仍然看不到天际的光明。中国落得这般光景,虽有前苏联影响的因素,这仍然反映出隐性帝制传统力量的强大。正是这种力量,轻易地扭曲了民国的共和;正是这股力量,令老朽邓小平在1989年异常强大,轻松地扼杀了“八九民运”。
   隐性帝统对中国政治进步曾施以如此大的阻碍作用,以致有人认为它是民主化的大敌,其危害比显性帝统还要大。这是只是其一,不知其二: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是隐性君主,隐性帝统的力量既帮助邓小平剿杀了“八九”民运,也帮助蒋经国成功推动了台湾的宪政转型。可见,隐性帝统不一定是宪政民主的敌人。
   中国的隐性帝统对中国民主化究竟起阻碍和破坏作用,还是起促进和保障作用,取决于未来中国的政体:如果未来中国政体不尊重中国隐性帝统的现实,一味模仿外国(尤其是美国),则隐性帝统对中国民主化一定起阻碍和破坏作用,民国的乱象有可能重演;如果未来中国采取的政体适合中国的隐性帝统,则新国家将比较稳定,民主化的代价也较小。
   
   中国的帝统,不论显性还是隐性,都有一个人格化的最高权威,他(她)集行政、法律、道德的权威于一体,同时又是国家和民族的化身,
   这就要求未来中国共和政体,首先需要设有一个类似于君主的总统,这就要求总统由优秀且富于感召力、富于德行的人担任。
   那么,如何能够基本保证总统由优秀且富于感召力、富于德行的人担任?世袭制和私相授受显然是不行的,非得大选不可;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经由大选竞争产生的领导人虽不总是杰出和高尚,也至少不是鄙碌之辈。
   要设立一个类似于君主的总统,就需要赋予总统较长的任期,我认为中国总统任期以一届以二十四年为宜,不能连任。
   国家领导人长任期制的优点在于:
   
   一,领导人有充足的时间敛聚人气、积累资历、塑造个性风格,因此长任期制有利于总统树立权威;而权威是君主式总统发挥影响的重要条件。
   
   二,它能力避短任期制造成的繁重负担,有助于治国的效率和领导的健康。短任期制易分散领导人治国的精力,并造成健康损害,如四年一届的的美国总统任期,令总统难以集中精力为国计民生谋。四年中要应付中期选举和换届选举,在任期的第三年,在职总统为了连任成功,往往投主要精力于拉票,而容易耽误国家大事的决策,也容易造成行政低效。
   再加上沉重的外事礼仪负担,往往造成精力透支使用,这极大地损耗着美国总统的健康:卡特、克林顿卸任后鬓发如雪,与任前判若两人;小布什则满脸皱纹、老态龙钟;奥巴马就任时英姿黑发,现在已是两鬓斑白、老态毕现...不单是美国总统,这也是短任期民主制之通弊。
   而长任期制,就没有以上的弊端,例如任期为十二年的法国总统制,以上的弊端就明显较美国总统制为少。如果施行二十四年一届的总统制,且没有连任,那么换届带来的干扰就会更少。
   
   三,长任期制有利于以长远的眼光治国。这是因为,长任期制有利于政策、路线的连贯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增进统治者的责任心,大大减少急功近利和逃避责任的施政行为。
   短任期总统制一个共通的弱点,就是驱使领导人急功近利和逃避责任:短任期总统制,如四年一届的美国总统制,因为任期短暂,就不适合实施较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应届总统即使实施了,也往往被政见不合的继任总统废除,例如,小布什的“先发制人”中东政策,已经被奥巴马全面抛弃了。
   在短任期制下,如美国四年期总统制,实施稍微长远一些的项目,不仅费力不讨好,即使有成效也被后任享受,而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则很容易扣到继任者头上,比如,小布什充分享用了克林顿时期留下的经济繁荣,却于即将离任时甩下一个内外交困、金融崩溃的烂摊子,自己拍屁股走人,顶缸挨骂的是奥巴马。
   七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之糊涂和混乱,很大程度上是领导人的短视和政策不连贯造成的,而导致这种短视与政策不连贯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总统制的短任期。
   任期的短暂,也容易成为领导人推卸责任的借口,比如:小布什把金融崩溃归咎于克林顿的房贷政策;克林顿把财政赤字归因于老布什的海湾战争;如果奥巴马医疗改革和恢复经济失败,而且连任未果的话,他亦可以轻易地把失败归结于时间不够。
   而长任期制,就能减轻以上弊端。如果总统任期不是四年,而是二十四年的话,他(她)就有充足的时间实施收效比较长远的发展战略,比如教育、环保、文化上的改造等,他就能够采取温和渐进的步骤推进一些对既得利益集团损害较大的改革措施,比如医疗改革、枪支控制、中医保健的汲纳等,而不必为赶在任期内完成而大刀阔斧,造成激烈的反弹,改革也就更容易成功,而且比较平稳。奥巴马的全民医保险改革疗愿望很好,却引发了美国社会强烈抵触,之所以引发美国社会强烈抵触,就是因为动作比较大的缘故,这不能怪奥巴马,因为他必须抢在四年的任期内竟其功。
   有了长任期制的保障,民主产生的领导人,就愿意且敢于以长远眼光治理国家。如果总统任期是二十四年,则在职总统既有条件实践理想,又无法推卸责任,其任内种出的究竟是葡萄还是荆棘,都由其本人享用或承担,这样,总统的责权利就更完整地结合到一起。
   
   四,长任期制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上面已经讲过,长任期制有利于领导人树立权威、有利于政策、路线的连贯性,这些都有助于社会和政府的平稳;此外,长任期制由于最高权力变更的周期较长,变更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就比短任期制为小;长任期制的这个优点,对于现今中国这样道德沦丧、民主土壤贫瘠的大国非常重要,因为现今的中国社会,难以承受短任期制频繁政治变动带来的冲击:
   中国从无全民性宗教信仰,而维系社会的软力量——儒家和共产主义先后倒塌,传统伦理被共产党破坏的千疮百孔,这种社会的政客和民众,遵守规则的习性很弱,而破坏规则的冲动很强。
   社会稳定之维系,需要软硬两种力量,其中软力量的作用比硬力量更为深刻和持久,频繁的政治震荡势必削弱维系社会的硬力量,这时软力量就变得十分重要。面对政治震荡,日本有天皇和神道教台维系社会、泰国有国王和佛教维系社会、美国有基督教传统和民主沃土以维系大局...现今中国却没有任何软力量可以维系稳定。因此,频繁的政治震荡,在中国很容易造成社会动乱,甚至国家崩溃。
   台湾传统文化保存完好、信仰自由远比大陆充分、且从未受过共产党的毒害,在短任期制的权力变更中,尚且发生了“三一九”枪击案和百万人“要真相”的大选危机,陈水扁连任后,又发生了以“天下围攻”的标志的执政危机,最近又爆出“连胜文”枪击案...这样频繁的政治危机,在台湾尚可以勉力化解,如果发生在大陆,谁能保证不引发“二次革命”类事件,造成天下大乱、分崩离析?
   将总统任期设定为二十四年,就大大减少了政治竞争和权力换届对国家权力机关、对民众造成的冲击和纷扰,大有利于政府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在中国国国情下,民主政治的不稳定风险。
   
   要设立一个类似于君主的总统,就需要赋予总统一定的实权。因为,如果总统是完全没有实权的“虚君”,其长任期制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总统职位的吸引力也会大大降低。有德行的君主世家,有家族积聚的威望,但总统没有这种条件。没有一定的实权,总统就无法在打击方针上予国家以指导,就失去了积聚权威的条件,就难以发挥凝聚社会的作用;没有一定的实权,总统也就没有稳定国家的合法途径,就无从发挥君主式的核心作用;如果总统完全没有实权,也难以吸引能力杰出之士参选总统。
   但是,如果赋予总统统揽一切的大权,在长任期制之下,又容易形成威权独裁的人治政治,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拥有帝制沃土的国度。因为总统可以利用长任期,任用和安插亲信,在军队和立法、行政、司法系统中编制庞大的人事网络,结果在离任时形成“交位不交权”的格局,重复“退而不休”、“垂帘听政”的中国特色丑恶弊政。
   
   那么,如何营造一个君主式的总统,同时又防止出现独裁政治呢?我以为,这需要一个二元制的政体,将国家的统领权和治理权分开,这就有必要设立一个总理,以分散总统的权力:总统有最高统领的权力,但具体治理的权力在总理。具体设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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