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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失去正义阳光的国家——“全民弱势时代”呼唤公民社会

    2002年3月,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 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此“弱势群体”便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弱势群体”本是指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各个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群,是用来分析社会权益分配不公、社会结构不合理的概念。然而在畸形发展的中国,如今连政府官员和警察都自称自己是“弱势群体”,令舆论大跌眼镜。
   
    中国“全民弱势时代”崛起
    近来,大陆多家媒体爆出专项调查显示,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另有公司白领和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和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高达有七成 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由此可见,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名副其实地“崛起”了一个“全民弱势时代”。对此,官方《人民日报》刊文认为: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文章称,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
   

    日前,一份“史上最牛事业单位工资”曝光,网上贴出三张工资表格,并称这是深圳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部分员工的工资统计表:每月津贴30000元、过节费35000元……再加上其他津补贴,年收入最高可达68万,平均年薪29.4万。而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公务员考试中,全国有40万人报名。报考与录取比例高达63∶1,个别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甚至高达4961∶1。公务员收入稳定、福利好、升官加爵等特点,这是当下青年千军万马抢夺公务员独木桥的原因。
   
    公务员职业如此炙手可热,为何还会有那么多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奇特现象?其实他们的“弱势”心态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一是中国特色变幻莫测的官场竞争使不少公务员成了“惊弓之鸟”;二是官场生态论资排辈,“潜规则”盛行,无出头之日的基层干部感到压抑;三是尽管中国还不是朝鲜那样的金家父子王朝,但有目共睹,“太子党”越来越多地盘踞中央各政要和经济权力部门,特别是军界,只要查查新提的将军背景就一目了然。网上曾流行一份“中国大陆高官子女”名单,收录了大陆高官子女多达七百多人的佐实材料。因此,那些有红色背景的党政干部便自认为是“弱势”。
   
    更可笑的是,如今连手握“大警察权力”的警察队伍都自称是“弱势群体”,一再呼吁要设立“袭警罪”以自保。21世纪如此一个畸形“崛起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腐败,四肢发达,头脑萎缩,整个国家脑神经正在陷入全面衰弱状态。
   
    正义沦陷,人权缺失
    在各种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公司白领的“弱势心态”之外,真正的“弱势群体”当属工农阶层。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征地强拆、下岗失业、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所以他们才是最最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至今仍大量存在身份歧视、所有制歧视、户籍歧视等各种人权歧视。这些人权歧视,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且习以为常。近年来,社会不公、正义沦陷、法治不彰、政策多变,导致大众普遍仇官,对腐败深恶痛绝,也令官员个体面临民意压力;所有人都面对不合理的制度现实,有不同程度利益不确定性和被剥夺的感觉。
   
    在如此不民主、无人权、规则不明确、环境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博弈过程中,人人可能都有成为“弱势”的心理。这个“全民弱势时代”,充分印证了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的保障都陷入了危机,这也就是当今中国连老红军、老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转业军人、警 察、律师都被迫上访。日前,官媒报道,云南副省级退休高官杨维骏,竟叫上自己的公派专车,带领一群昆明市韩家湾村的村民闯进云南省政协上访,轰动舆论;而此前《南方周末》曾报道,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上访维权,便穿着法袍闯进最高人民法院告状,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喊冤、拦车。另据《中国青年报》最新报道: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因不断上访,被一辆不明背景的重型工程车压断脖颈,身首异处悲惨而亡,引发群体事件,更是令舆论为之哗然。
   
    在中国特色的腐败现实中,由于社会失去了正义的阳光,任何个体人,一旦不能与统治意志和党的利益保持一致,其个人权利与利益便会随时随处被剥夺,甚至连党的总书记也不能幸免。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连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最高级别党魁死得都那么悲凉、无助,他们又何尝不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你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但很可能明天你就会因为政治原因或派系斗争而沦为被排挤、打击的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谈到全社会的“弱势心理”时说,“大家都觉得自己弱势,关键在于社会规则存在缺失、不明确,人们无法感到自己在社会生活、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规则的保护,总有一种不确定感。”
   
    眼下,当局拒绝普世民主化改革,仅仅意图靠政府优惠政策,诸如稳定物价、扶贫政策、房改、医改、减免贫困地区学杂费等有关社保民生政策,来平息民愤,挽救执政危机。然而,这些政策却在下达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效力层层递减,并伴随着制度性腐败的扭曲,反倒导致民愤、民怨频频加剧。凡此种种,都是因为公民遭受制度性不公正对待的总根源没有解决,才使公民丧失了“同等机会”而自感弱势。因此,失去监督的权力本身,就是全社会“弱势心理”的根本症结所在。如今,中国大众普遍感受到大量的私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至今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随时都可以被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受到“党权高于一切”的非法限制;作为社会个体每个人都很难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这充分显示了当今中国社会正义沦陷和人权缺失的现实。
   
    “不平等竞争”的腐败根源
    当一个国家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无法实现,官权力过于强大,并一再侵犯公民权利,而政府又堵塞言路,民怨没有表达通道时,社会就会失去公平与正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就必然被激化。解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有效途径,就是要建立一种服务于确保公民权利自由行使的政府,让社会个体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以决定其利益取舍。
   
    本来,有竞争就会有差别,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同样存在贫富差距。然而那是在宪政制度下,权力被制衡,并广泛置于社会监督条件下,保障“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虽然那里的竞争往往也很残酷,但并不盛产人人都觉得自己“弱势”的心理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去骂娘”的民怨。因为人们的成败得失接受的是自然法则的裁判和政府服务性的维护。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历来是“无限性的管制式政府”,强调的是其权威性和压制性,公民社会一再被排挤,完全忽视公民个性化、人性化的需要。在这样的现实中,决定社会权力与财富分配的不是人的能力、贡献与付出的大小,而是权力操纵、长官意志和裙带关系。
   
    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从经济上说,资本在没有工会制约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榨取和掠夺已成为是首要问题;从政治上看,庞大妄为的官权力,又在高代价地摄取、消耗社会财富、将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昂贵地步。从经济与政治两者结合上分析,贪婪的资本和腐败的权力对社会民权民生的破坏都是致命的。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政治实践,已经使人们逐步认清,在政治上抵制民主化,在经济上推行市场化的结果,就是造成不平等竞争的社会生态,从而产生无法摆脱的权力腐败。现实的中国社会,已经是无官不贪、无贿禁行了。于是,社会便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民怨载道、民谣四起,任何个体权利都无制度保障,导致“全民弱势心理”蔓延中国。
   
    呼唤公民社会的权利对治
    在当下中国,社会批判性力量一再遭到打压、封杀,社会缺乏制度性反思。“全民弱势群体”的不断蔓延与“崛起”,力证了这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阳光已经陷落。罗尔斯说,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现实中国正是因为作为社会个体的权利被剥夺,公民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因而社会不能发展起民意代言人与自保组织,以形成与政府权力对治的公民社会——“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
   
    一种健康的社会,不仅要有合法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更要有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对治。公民社会以其组织的力量参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和平衡,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现代国家,虽然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宪法的确认,但这些法定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而是人们通过斗争取得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主要途径,每个人的宪法权利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社会政治参与来实现。公民社会的集体参与,特别是集合成公众的政治参与,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腐败与滥用,抵制公权力对个人的权利的不法侵犯,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生态。
   
    当前,中国之所以腐败深入到公权力体系的骨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且难以排解,导致“全民弱势”心理的蔓延,除了缺乏宪政制度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外,更在于没有发展起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权利对治。中国要想迎接宪政时代的到来,促进民间组织的成长是其关键。眼下这种如此失去正义阳光的国家脑神经衰弱的现实,正在呼唤公民社会权利对政府不受监督的公权力的对治。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2011/01/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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