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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需要有组织

   儒家“維心亨”,需要有组织

   东海在《中华大宪章(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成立儒家组织“中华儒学会”的设想和建议,有人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反对曰:

   “儒家‘維心亨’,无需组织。《中庸》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孔子说“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成立儒家组织,有‘行險以徼幸’之嫌,是结党,非君子所为。儒家的傳承,也不是靠組織形式而流傳至今的。”(注:该反对意见或引自赵宗来先生的文章《儒教“維心亨”:儒教无需组织》。)

   东海答:这种说法,让我想起“儒家唯道德,无需制度法律”的观点。两者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未能圆满把握乾元本体和良知本性的奥妙、未能全面理解“体用不二”的原则所致。

   有体必然有用,全体必然大用,立己必然立人,成己必然成物,通天必然通人,内圣必然外王。良法良制及各种良好组织机构,都是良知在政治、社会层面的作用和体现,同时,良法良制及各种良好组织,可以让儒家的力量、良知的力量得到更集中更完善的传达,故有助于良知的圆满光明。

   《習坎》卦辭說“習坎,維心亨,行有尚。”。“亨”是通达、通畅之意。維心亨者,注重良知的剛中通达也(剛中:阳剛中正)。良知通达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和形式,在不同领域则需要借助不同的手段。良好的制度法律和组织,是让良知通达于政治、社会领域至关重要的渠道,这也是尽心尽性、成人成物、“修己以安百姓”至关重要的方式。

   《習坎》《象傳》說“水洊(洊音荐)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以成己立己,教事以成人成物利益世人。德行不常则大道难入,难以成就自己,教事不习则世人不悟,难以教育他人教化社会。而一定的组织,可以更好地开展文化教育道德教化,求之不得,何乐不为?

   至于成立儒家组织的时机、条件是否成熟,当局允不允许,什么时候成立才恰到好处才不会有风险,是另一个问题----那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例如东海设想的“中华儒学会”,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成立的条件,不仅没有相应的人才,政治环境也不允许。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某些儒者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有所尝试和努力,也不能斥之为小人。为了公益事业为了儒家的振兴民众的福祉“行險以徼幸”,纵嫌不智,也值得敬佩。正义、进步的事业总是难免风险的。儒家从来不怕“行險”,只是要求“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而不失其正。儒家明哲保身,是为了更好地传道行道卫道或守死善道。儒家更有以身殉道、成仁取义的圣贤教导和道德要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这句话应该结合上下文看。《中庸》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很显然,小人行险以徼幸,是为了一己私利,是因为不甘于贫贱,与儒者甘愿为国为民为道而奉献而牺牲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

   另外,不仅私塾、書院、學會、網站之類,各种形式的儒家组织,包括东海建议成立的中华儒学会乃至未来儒家的政党,与孔子所说君子不黨的“党”,都有本质性的区别。古代地方组织,五百家为一党。后指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集团,在古代一般多用于贬义,所谓“尚黑为党”。而儒家的任何组织团体,都应该是“因志同道合而形成的君子群體”。

   儒家强调无偏无党、君子不党、群而不党等,是强调儒家不许结党营私,不能结为“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团体”,不能成为利益集团,但从来没有哪个圣贤大儒说过儒者不许“团”结、不许结“社”、不许成“群”(指各种文艺、学术、兴趣、道义乃至政治组织等)。现代文明政党,其实也就是政治性的社团群体。

   连最不重视形式的、作为出世法的佛道两家包括禅宗,自古以来都有各自的组织形式,有的组织还相当庞大或严密,何况强调入世强调干政强调“以道制势”的儒家?何必自我局限呢。

   当然,具体到儒者个人,完全可以不去成立或参与任何儒家组织----这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象东海就一向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任何组织性拘束。但作为儒者,不能通过曲解经典得出“儒家无须组织”的误导性论断,故有必要予以严肃的批评纠正。2010,1,2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1/01/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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