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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10.世人应当正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大汉族主义
·11.“五族共和”决非孙中山本义,而是清帝退位换来的结果
·12.辛亥百年历史的结论:今日中共国民主革命绝对不能继续以孙中山为旗帜
·13.从北非突尼斯埃及民主革命看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14.中共国与北非突尼斯埃及诸国的不同点
·15.最高权力核心的分裂和斗争是全国性大规模群众上街的必要条件
·16.有必要重温拙文【‘六四事件’是中共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
·17.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独裁体制是中共必然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18.导致中共分崩离析的其他原因
·19. 反对两个极端,是今日中国具有政治大智慧的杰出人士的神圣使命
·20.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变革力量的大联合
·21.促成反对派力量组织化的初级形式
·22.促成反对派力量组织化的高级形式
·23.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和藏民族的考验
·24.中国作为大乘佛教的大本营,是否到了【佛教诸圣临凡救华】的时代?
·25.【三圣联手结束红阳劫】背景说明
·26.末世佛教临凡三圣的使命、作用及其禁忌
·27.“指导灵”对末世朝野大成就者们的慎重告诫
·28.【辛亥百年枭雄黑道乱华】是对顽固抗拒唯一真神信仰的责罚
●指导灵辛亥百年论中国问题
·题记
·辛亥百年论目录
·1.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风尚主流是什么?
·2.百年来风行于中国政治朝野人士身上的枭雄黑道七大特征
·3.百年来的枭雄黑道,是中国千百年传统帝王文化权谋文化的极致
·4.百年来枭雄黑道已经国体制度化——形成了【党天下隐性帝制】
·5.枭雄黑道对中国社会人心道德的腐蚀与败坏
·6.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7.两极分化极端严重,三大矛盾空前尖锐突出
·8.中国面临救世救心艰巨任务,亟待三大改造
·9.鸟瞰世界适合中国国情民性的最佳的国体政制
·10.确立造物主上帝信仰和拥有稳定的国家主权人格化象征的作用
·11.中国三大改造的任务和目标
·12.认真吸取辛亥百年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知水平
·13.辛亥百年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正确认识孙中山
·14.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背叛者和颠覆者!
·15.孙中山问题的根子是枭雄黑道权力狂!
·16.反对极端化,全方位推动中共国民主革命
· 17.是蒋经国启动和成就了台湾民主化
·18.灯塔、样板以及台湾真正切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19.解决中国民族区域独立危险的当务之急
· 20.提高中国人综合素质必须改革教育体系
·21.未来会对孙中山和竭力神话孙中山者,作出公允的历史定论
·22.团结起来,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
·从《推背图》看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目录
·1.《推背图》历验不爽,是中国未来学经典
·2.《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3.《推背图》第37象是对辛亥革命的专题预言
·4.《推背图》第37象【图】解孙中山“国父”之称虚假透顶
·5.【谶】语预言孙“国父“之称是末世中国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6.【颂】辞进一步明确预言武昌起义是军队倒戈,而不是孙中山会党暴动
·7.《推背图》第37象益卦【彖辞】有关蒋介石的预言要点
·8.《推背图》第37象益卦【象辞】有关蒋经国的预言要点
·9.《推背图》预言准确性的根据和来源:《易经》是《圣经·恒约》篇章之一
·10.《推背图》第37象益【卦】有关近现代政局的预言要点
●袁世凱
·沒有袁世凱就沒有中華民國
·中國近現代史學和當代政治學的一件大事
·可歎袁世凱孫中山二人在中國人心目中地位被顛倒!
·还原历史——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九件事(图)
●切不可继续国共两党神话孙中山蒙骗国人
·今日认识孙中山真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有识之士切不可做党文化应声虫更加卖力地神话孙中山
·你为孙中山的狡辩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宋教仁被刺案真凶到底是谁——正告为枭雄黑道孙中山狡辩者
·你对我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问题的文字,有很多误读之处
·宋教仁被刺是中国步入歧途的拐点——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难逃孙中山一贯暗杀政敌的毒手!
·现在应该认真检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真实动机
·孙中山为何要一意孤行以“二次革命”的名义发动反叛中华民国的战争?
·驳周亚辉袒护孙中山所谓“二次革命”错误的论调
·孙中山所谓“二次革命”当即遭到举国反对
·蒋经国最后十年 党外势力开始如野火般延烧
·孫文本人為什么一輩子不使用孫中山這個名字?
·孫文為何又偏偏以這個和“中山狼”同義的名字成名?
·今日繼續神話權迷心竅不擇手段的暗殺狂孫中山是犯罪的!
·要正视孙中山的枭雄黑道本质和罪恶!
●打破孙中山神话的伟大意义
·辛亥百年打破孙中山神话的伟大意义·目录
·1.极端分子中党文化剧毒,继续狂热神话孙中山
·2.这是一股源于投机政客与极端化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结合而形成的错误思潮
·3.今日大力继续神话孙中山,是愚蠢、狡诈和犯罪
· 4.没有袁世凯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巩固
· 5.袁世凯称帝之罪和不容混淆的两个要点
· 6.孙中山“二次革命”无疑是毁坏中华民国宪政民主进程的犯罪行为
·问周亚辉:今日中国民主革命需要暗杀同志的黑帮老大做旗帜吗?
·ZT为什么刺杀辛亥元勋陶成章?
· 7.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国民党
· 8.孙中山-蒋介石以国民党【党国】颠覆了中华【民国】
· 9.今日呼叫“必须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下”,是对历史的反动
· 10.孙中山旗帜的负面性质
·正告披着马甲Waitforu43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
·再斥披着马甲Waitforu43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
·11.孙中山旗帜正面作用在今日的局限性和反作用
·12.是今日中国无人,还是“支那劣种”在闹刻舟求剑的笑话
· 13.警惕新一轮枭雄黑道百年祸害
·14.打破和粉碎孙中山神话,是在中国推行新文明救世救心的神圣工作
·不折不扣的枭雄黑道乱臣贼子!
·中国青年应有的责任和精神
●论“批孙”“神话孙”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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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演与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31
   
     杨光先生这篇《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既是对清末孙中山派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回眸,也客观总结了这场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杨光先生所说“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是很正确的意见。可惜当时的人们深陷于迷茫之中,不能看清这一点。这确实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写照!

  好在百年过去,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来看待当年的这场大论战。杨光先生在认真回顾和比较双方当年争辩观点论题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然而,尽管梁启超的观点实质上得到了时间和实践的证明,人们却还是推崇错误的得胜者!人们还是不愿意正视历史的真实和不愿意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乎?抑或是这个民族本身具有某种应当引起深刻反思的东西?


  杨光先生这篇文章对我有所启发:对于已经判断是叛徒恶棍的貌似“革命者”实质上是货真价实的特务,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剥下其泼皮伪装,甚至决心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出版,以警后人。但是,对于在某些事情上观点一时有歧异的朋友,我们不能够急于统一看法而穷于争论以至于伤害了彼此之间值得十分珍惜的友情。有些问题应该冷处理,可以放一放,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不必急于针尖对麦芒地去争辩。

   
   附: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时间:2011-01-26 17:53 作者:杨光 来源:饮水思源站

提要: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即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



   
   1905年11月,刚成立三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藉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在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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