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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户籍制度及暂住证制度与古谜论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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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于刘晓波的评论和讨论选


2010-12-16


   
   今天部分网站有关与刘晓波的讨论。本刊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其中Brother和魏京生的评论,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下面目录3-7,是胡平和云儿的讨论。胡平为刘晓波的辩护和云儿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暴露了说谎成性的刘晓波一些重要的说谎事实。
   

                 ——网路文摘编者2010-12-16
   
   
   目录:
   1、Brother:和谐不是和平——由《没有敌人》说开去
   2、魏京生:如今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人们提供了什么?
   3、胡平:批评晓波莫凭想当然
   4、云儿:在这个地方不能替刘晓波辩护
   5、胡平:我觉得这事无可厚非
   6、云儿:我也觉得无可厚非
   7、云儿:和平撤离无人死亡——四君子谈天安门广场清场真相
   8、Gpib:此问答篇,看多少遍也不为过
   
   
             1、和谐不是和平
   
           ——由《没有敌人》说开去
   
             作者:Brother
   
   一,
   
   刘晓波因为签署《08宪章》被捕入狱,审判前夕,他发表了一篇《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以下简称《陈述》)的声明。批捕在押的嫌疑犯,能够享有自由发表文章的待遇,恐怕也只有晓波一个人了。而这种待遇,远远超越了《陈述》中提到的“极大的改善”的“人性化的管理”,是一种违反看守所制度的行为。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只看标题,就知道刘又开始忏悔检讨了,软骨症,老毛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子这次栽了,得捞回来”。这种事前激进事后悔过的赌徒行为,晓波不是第一次了。投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作为政治赌博的工具,就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见利的冲动,失利的悔恨,对于市井凡人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美化、神圣这种市侩庸俗,就是令人鄙夷的。一个政治投机商,被吹嘘为领袖,不仅是在侮辱民众的智力,也是在侮辱道德。刘晓波的反悔检讨早已经成了,并且正在成为独裁政府美化自己、愚昧大众的教材,这是应当警惕的。
   
   尽管一个市侩被吹嘘成领袖很让人恶心,尽管这个市侩对警察的阿谀很让人肉麻,但是,对一个身陷囹圄人的言行进行批评,似乎总是让人于心不忍。然而,不成想,这样一篇充满了胆怯、恐惧、肉麻、猥琐的《陈述》,竟然招摇过市,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际殿堂,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美之名曰“和平”!呜呼,世界俱和谐耶?!
   
   该正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了。
   
   
   二,
   
   
   从——“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直到——“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这两段,是《陈述》的核心了。前段是口号总纲,后段是具体阐述。从阐述中可以看出,晓波的“没有敌人”并不空中楼阁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基础和针对性的。这个基础就是改革开放,针对的是“阶级斗争”“反帝反修”“斗争哲学”等“狼奶”。这些“狼奶”,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共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背叛,因此,晓波对中共改革以来的“进步”的肯定、讴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既然刘晓波这么符合主旋律,为何中共政府还要两次判他入狱?这就不得不谈谈中国的政治了。
   
   改革开放的30年,是可以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的:1978——1989;1989——1999;1999-2010。第一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化的阶段,它最终引发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潮;第二阶段是89学潮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右的经济体制和左的政治体制的僵持;第三阶段是对传统专制的回归,将左和右都纳入了传统专制的轨道中,“三个代表”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声明,“和谐社会”则是赤裸的传统回归。
   
   中国共产党本是以马列主义为真理,来反帝(资本主义)反封建(传统专制)的,当它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后,当毛泽东去世后,当马克思主义被中共党人怀疑、抛弃、背叛后,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向右转,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么掉头回去,走传统的“封建主义”(中国自秦以降,并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削足适履,学术上不成立的,但为了好理解,姑且使用之)。向右转,和平演变,共产党就会下台,而回归传统,中共党就会帝运长久,中共党人就可以王侯将相,世代因袭。最终,为了一党私利,中共选择了回归传统,用“小康社会”“民族复兴”取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共党人的“与时俱进”的,不如说是“与时俱变”:从马列主义专政转变成了“封建”专制。变的是独裁形式,不变的是独裁本质。马列专政暴烈,但是短命;中国传统专制温柔,但是长久。
   
   10年了,中共早已金蝉脱壳了,而刘晓波的大脑却仍然顽固地停留在80年代,仍然与马克主义这个空壳为敌——这让人怎么说呢?说得轻点,是思想僵化骄傲自大不善学习;说得重点,整个就一政治白痴。这种白痴弱智的程度简直让人怀疑自己的判断:当他看到学者们大讲《论语》《三字经》《弟子规》时;当他看到小学生开始读经时;当他看到小区街道墙壁上又重新画上《百孝图》时;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专制政府的用心?这些普通知识分子都懂得的东西,难道他们不懂?从《陈述》中晓波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由衷赞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真的不懂。就这样一个政治白痴,竟然还自诩什么“精英”?!“以人为本”是人治的另一个说法,“和谐社会”则是等级礼治的另一种说法。人家换了件衣服,你就不认得了,傻不傻啊你。
   
   中共抓捕过晓波2次,第一次是1989年,那次是真抓,因为刘晓波在学潮中推波助澜了,威胁政府安全了。并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也是中共政府反感的,因为中共的“与时俱变”是隐晦的,是瞒天过海,是偷梁换柱,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还是要披着的,尽管主语是“中国特色”。第二次是2009年,这次是假抓,因为刘晓波早已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和谐”并成为了“和谐社会”中的中流砥柱,对维权人士等不和谐因素的道德打击是致命的,是事半功倍的,有着政府起不到的作用。近年来,刘晓波道德权威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专制帮闲帮凶的嘴脸逐渐被揭露,需要来个苦肉计帮他镀镀金、升升位。
   
   “苦肉计”所以是一种计,是因为它具有欺骗性。这次苦肉计能欺骗很多人,起码有诺贝尔委员会的挪威人。欧美人不懂得真正的辩证,不懂得36计,不懂得“见几而作”——(所谓几,就是变化之细微,吉凶之端兆。动而未形,在有无之间者曰几。几者,象见而未形也。子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研几,就是研究“几”,就是根据事物之变化细微征兆来预测事物变化的方向。研几,知几,通几,是研究《周易》的最高境界,而《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哲学总纲)……。如果懂了,他们就不是欧美人了。这是他们福气,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刘晓波因为08宪章被捕了,被判刑11年,所以要奖给他“和平奖”。欧美人重逻辑和实证是好的,这是科学必需的。然而在政治上,就显得机械缺乏预见性了。政治博弈,欧美人从来不是中国人的对手。这种思维的机械性还带来一个副产品:功利性,这种只承认眼前事实的功利性,原来就屡屡伤害上进的中国人的心,并因此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现在,这种功利性,再次伤害着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刘晓波,对中国广大的维权人士是一个大大的伤害,因为刘晓波是中国维权人士的头号敌人。并且,这种伤害,今后还会发生。所以,中国在后共时代,也将是和欧美对抗的,这种对抗将是长久的,这是文明间的冲突。
   
   和谐,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和谐,包括着和平,更包括着人治和等级,只是不包括平等、人权、民主、自由。而西方的和平,其背景则是平等、人权、民主、自由。从刘晓波这些年的实际行为,尤其是他对维权人士的打击,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口头标榜民主,实际大搞党同伐异一言堂的人,实际维护专制的人,他是一个穿着西服留着辫子的传统中国文人,他是和谐的,而不是和平的。2010年的和平奖奖给刘晓波,本身也是一个文明间的博弈,结果是“和平”被“和谐”同化了。中国又赢了(晓波一定会再次打着响指得意叫嚣“老子又赢了”)。如果挪威人固执地认为“和谐”=“和平”,那么2010年的诺奖应该奖给胡锦涛,胡锦涛“同志”在促使六方会谈,维护东北亚的和平方面,能力是力挽狂澜的,功劳则是盖世无双的。胡锦涛“同志”是和谐皇帝,而刘晓波“同志”只是一个和谐大使。
   
   和谐就是“没有敌人”,敌人是平等的,而“和谐”中恰恰没有平等。“和谐”是等级礼制,主子打我,是管教,我不配做主子的敌人;我打奴才,是惩罚,奴才不配做我的敌人。所以,中共打击刘,刘打击同僚下属,都不是敌人。——“没有敌人”,对于被刘打击过的人来说,简直是人格侮辱。
   
   世界的本质是不和谐的,这来源于灵与肉的冲突,上帝和魔鬼时刻在争夺人的灵魂。人类社会正是在灵的道轨和肉的火车的紧张中前进的。世界是两极的,两极是敌对的。民主国家是有敌人的,任何独裁政府都是民主国家的敌人。民主思想是有敌人的,任何不平等的思想都是民主思想的敌人。
   
   没有敌人的和谐价值观,其哲学基础:人性本善,正是中国3000年专制的根基。刘晓波这个传统的封建文人,是不配标榜民主自由的。
   
   三,
   
   晓波在《陈述》中,用了极大的篇幅,陈述了看守所的“进步”“温馨”“人性化”“柔性化”“温暖”“尊严”,陈述了4位警官3位检察官2位法官的“平和”“理性”“善意”。这不仅仅只是源于胆怯恐惧的摇尾乞怜,刘对中共监狱的种种进步和狱警的种种人道的描述,是满怀感激、温情脉脉、声情并茂的,这里有一种真实的爱,但是这种爱是一种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奇怪的,但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种病的病理来源于人性中固有的相对主义:只看到事物相对的变化,而想不到绝对的存在。显着的例子,就是“棍棒出孝子”,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从小对孩子严苛,给他一个很低的底线,然后在其成长过程中,略施好处,就会感恩戴德,孝顺有加。还有毛氏中国及朝鲜,人民逾是受虐,反而愈心怀感激。
   
   这种病症,也可简称为奴性或贱。这种病症的特征是感性、相对、女性化,而这些,无不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所以,中国人的集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集中营中的病人和中国国民相比,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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