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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应对中国特色的“合法性危机”——“普世民主”姓“宪政”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再一次高调亮相“坚持中国特色主义”与“两个绝不”立场。中宣部直接控制的《光明日报》更以《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为题发表文章,声称要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解决“由谁统治的问题”,并明火执仗地重燃一场有关民主姓“资”姓“社”争论的狼烟。于是,当今中国有关“民主姓什么”的争论,自上而下地波及开来。
   
    民主是一种方式、方法和制度
   

    民主是一种世界性进程和世界潮流,民主政府已被视为当今世界普遍可被接受的合法政权形式。但是,民主的含义及其引伸与扩大,却一直在理论与实践上引发了种种争论。此外,学术界还为众多的民主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如,直接参与的民主、代议制民主、绝对民主、有限民主、人民民主、精英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等等。但只有在荒唐绝伦的共产意识形态中,才会出现所谓民主姓“资”姓“社”的争论。
   
    其实,民主的最基本含义只是一种方式、方法和制度。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指出的,“民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争人们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根据普世的民主理论,民主由“对民众的保护”即保护人民免于独裁暴政和“民众的权力”即实行“民众的统治”两部分构成。民主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只能是超文化的、超国界的、超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一切现代社会管理环境中都是“可移植的”。民主作为一种“政府的形式”,它所关注的并不是“由谁来统治”的问题,而是“行使权力的形式”。因此,它只有是与不是、是的程度和方式上的不同,而没有姓社姓资的阶级差别。
   
    在1974年,当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发动政变,无意中演绎成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运动的开端。此后的20多年里,世界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走向普选。在这个时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不受到民主化潮流的冲击。当列宁的塑像在前苏联红场上被推翻后,各国的文明进程就是以普世民主的价值准据来加以衡量的。民主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在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不同国家文化氛围的胶合中,突飞猛进地生成了新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传统民主价值观是在被修正后,才装进了非西方的民族性政治夹层里得以认同的。世界性的民主发生,已波及了各种文化形态,无论是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还是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都无一例外囊括其中;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实现了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也将不少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裹挟在内。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像“东亚式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等地域性的民主模式,并以民主政治文化的迅猛发育为特征。
   
    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已经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有关政府构成方式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找到遏制和抗拒它的理由与方法。
   
    普世民主是宪政民主
   
    现代民主,必须是宪政的才是真实的,即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才是合理的。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有限政府”的概念。宪政是专制的天敌,但民主则可能被权力歪曲、利用。中国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来了所谓姓“社”的“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共以此理念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垄断一切国家权力的所谓“民主”。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特别是中国人民亲身经历着一再被欺骗、被愚弄,并被以自己的名义绑架、剥权的苦难证明,世界上所有追求“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所谓“人民民主”,和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宪政民主”的所谓“超越”,都不过是对民主的摧残与扼杀。
   
    由此可见,民主的缺陷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民主必须是宪政的,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民主的主要的特性就是:(1)权力限制;(2)分权制衡;(3)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4)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由此四大屏障,才能真正保障普世民主的实现。
   
    追求宪政民主,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一梦。然而,中国至今也没有 "宪政" 意义上的突破。这便注定了今日中国的所谓改革,非但没有克服新旧矛盾迭起造成的社会危机,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推动经济发展或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强化其执政地位,而不愿接受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这就为官商集团的联姻和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
   
    变革要求来自“合法性危机”
   
    民主最初都是从挑战专制权力开始。公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要求用民主的方式授权政府管理社会。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已经确立: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于是,“人民同意”便成为解释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基石。当政治正当性得到了“人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证明时,对政治统治的遵从就获得了正当性;当政治正当性被“人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否定时,要求变革政治统治就获得了正当性。由此可见,民主变革的要求,来自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民主实践告诉我们,民主作为一种方式、方法和制度安排得以应用,完全是因为社会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即面临所谓的“合法性危机”时,民主变革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权力机制的建立,不是票决,而是以暴力夺取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它先天就不具有合法性。再加之中共领袖毛泽东取得权力后,以个人绝对权力凌驾于一切社会存在之上,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权力延续至今,又演变成党的政治局常委的所谓集体领导,形成政党集权体制: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超然公众意志之上。这种政治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都压缩成一种党内的少数人垄断——中南海九常委的合伙执政。
   
    这就导致了“中国特色”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当今中国百姓异口同声要求民主变革,正是对中南海权力来源合法性的反证。
   
    “绝对领导”等于绝对危机
   
    早在清末“君主立宪”时,中国社会改革的主题就是“限制皇权”。然而,1908 年陷于重重执政危机的满清皇权,却打着改革之名,搞出个《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君上大权竟有 14 条之多,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各权,不仅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永世不可撼动的地位,也确定了专制政府的属性。《钦定宪法大纲》的核心两条,可为今天的一面镜子:“1、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两条就是想把皇帝的绝对尊严和地位用宪法条文确定下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室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容挑战。由此可见,满清当局所谓改革要追求的实质,仍然是绝对皇权。这种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皇权处于如此毫无制约的地位,直接破坏了宪政的分权与制衡这两大“宪政主义操作原则”,所谓 “君主立宪”,不过是借助“立法”来坚持无限皇权永世不变而已。这样以来,满清的腐败怎么可能革除,执政危机又怎么可能消除。结果要确保皇权地位永世不变的《钦定宪法大纲》墨迹未干,满清帝制便已土崩瓦解了。这个历史教训足以印证,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绝对领导”等于绝对危机的真理。
   
    然而,21世纪的今天,官方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在重复百年前的历史。10月27日,中南海在人民日报发表《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章所言的改革,依然是不可动摇的两条: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能变;二是一党独尊 ,享有绝对领导权的地位不能变,以达“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然而,当今时代,没有那个民主国家会用宪法规定执政党永世不变的至尊地位,可以凌驾于议会与政府之上,只有中国宪法有“四项坚持”,不许改变“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由此以来,如同满清一样的政治危机也就迫近中南海了。
   
    宪政变革的真正动力在民间
   
    眼下,尽管来自中共最高层姓“资”姓“社”争论已经在舆论上戛然而止,但体制内有关“政治改革”呐喊也同时噤声。中国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垄断一切权力,制度不民主,政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官方一再宣示中国不会重复“苏东波”式的民主化改革,也不走普世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宪政道路。
   
    前一时期,围绕温家宝 “政改”呐喊引发的舆论交锋与立场对决,实质上反映了权贵利益集团恐惧其权力与利益受到制约与损害,而本能地敌视与阻挠政治改革。这种局面说明了中国阻碍改革的权贵利益集团已经强大到可以掐死任何来自内部的改革呼声。权贵利益集团现在已经挟持了官方所谓“改革”议程,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奶洛,他们便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阻止改革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实施。
   
    由于中共“十八大”邻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沓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只能陷入内部权力分配而无心改革。该党曾高调“制度反腐”,竟通不过一个“阳光法案”;曾空喊“政治改革”,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敢触碰。这便导致了今天官方“政改”信誉彻底崩盘,中国特色“合法性危机”到来的现实。当此之时,中国宪政变革的真正动力只有从民间开始启动——《零八宪章》应运而生。
(2010/12/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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