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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政治幻想小说中的当代中国思想(2010/12)

政治幻想小说中的当代中国思想发布: 2010-12-11

   作者:伍国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一般说来,纠结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乃至更早期的“新权威主义”之类概念之争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均体现于相关政治和历史学者的理论论述。在这些论述中,论者通常在预设的立场上对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较有系统的见解并相互争论。本文拟采取一种特殊的视角,即通过对三本有代表性的政治预言小说的文本解读,发掘出暗藏在大胆奇谲的虚构故事背后的以隐晦的、非系统性的、潜意识形态存在的政治思潮,并认为在这些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幻想小说中所含有的种种想象,忧虑,尝试性的制度设计,其价值并不低于系统的理论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预言小说可能比专业精英学者的论述更好地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较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思想倾向。所选取的三本小说均为自1990年代以来出版于中国大陆以外的独立作品,因为笔者认为,只有大陆以外出版的作品才能直率地通过小说表达政治观点。

   悲观主义

   集中出现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这批政治幻想小说,相对于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一批类似的乌托邦文学作品来说,总体上都显得悲观和态度犹移。晚清较有影响的政治幻想小说,不论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还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都体现出对于“进步”和“未来”以及民主政体的美好期许和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心。梁启超幻想中国实现了代议政制和民族的全面复兴。出版于1910年的陆士谔《新中国》幻想1951年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宪政,国货淘汰了洋货,虽然“海陆军都是世界第一”,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决不会发动战争。

   与这种总体的乐观主义和乌托邦情绪相较,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作者们对中国的前景显得远为悲观和不确定。上述三部作品都预言了中国的一场灾难性的危机,而故事的展开都围绕危机的应对。初版于1991年的王力雄著《黄祸》(香港明镜出版社)设想了一个极为惨烈和悲剧性的中国未来——处在内战边缘的中国遭到美国和俄国的联合核攻击,整个民族被迫向世界各地迁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一民族灭亡的危机更被放置于全人类共同困境的大背景中,而且是一个无解的天问:“人类社会是彻底灭绝?还是倒退千年?何时出现新的平衡点?或者一溃到底?有无逆转的可能?甚或在腐烂的旧肌体内生长出全新的生命?这在眼前尚属无法回答的问题。”相较于晚清小说中以新中国这一民族国家和平崛起于世界为基本出发点的想象,王力雄幻想的却是民族国家的消亡和原子化,即最终“人类分散成小型的自我管理社团。”李劼在1999年出版的《中南海最后的斗争》(香港明镜出版社)一书中,尽管改革派政治家李亦锋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建立了“民主联邦中国”,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太子党将领赵一彪已经向美国发射了一枚带核弹头的导弹。陈冠中2009年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则在小说的结尾借人物之口给出了一个无奈得近乎宿命的答案,——“可能中国共产党运气就是好。可能是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的,六十年还不够……是上天想让共产党继续执政下去。”

   新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小说中的未来中国都呈现新权威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新权威主义”倾向首先体现在三部小说全部不约而同地塑造具有独立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倾向的党内开明派,并给了这部分人相当大的言说空间,从某种意义上,作者们是把希望寄托在这部分人身上的。这一形象在王力雄的《黄祸》中的代表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石戈”。石戈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独立的思想者,行动者,又是中共高级官员,既和民间的政治活动人士保持联系,又出席政治局会议,直至担任副总理职务。书中写道:“他的身份究竟有多少层,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石戈的政治立场和理念是复杂和矛盾的:“文化革命的狂热一过,他的内心就离弃了共产党。然而这么多年来却从未停止过为共产党的治国奔忙。‘六四’开枪使他认识到这个杀人暴政注定灭亡,却又因为未参加任何民主运动而被认定‘政治可靠’,得到重用……他不属于任何一方,没有自己的阵营,却同时反对对垒的双方。”石戈既反对独裁专制,又反对群众运动和煽动群众,他所倡导的是一种叫做“逐级递选制”的新型民主机制。他认同的(很可能也是作者王力雄认同的)政治改革路径是“统治者自我转变”,因为“假如能利用专制制度的强大权力和效率自上而下地推进逐级递选制,将是代价最小,成功希望最大,社会过渡最平稳,而人民最少痛苦的和平革命。”这里,王力雄已经接受了专制制度具有“权力”和“效率”这两大优势的前提,并在这一前提下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制度。在小说的另一处,王力雄直接以作者的干预发表了关于“权威”的看法:“权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用以维系统治的核心。丧失权威就是丧失统治的力量……权威在‘改革开放’中遭到的损害并不比满清王朝覆灭前少。”

   王力雄的小说总体上描绘了一个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画面,涉及更多社会层面和思潮,而在《中南海最后的斗争》中,作者李颉更把描写的重点,完全放在高层的内部斗争上。在李颉笔下,中国的未来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以李亦锋为首的党内开明派和以赵一彪为代表的军事独裁者,以及美国的立场和干预程度。李颉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一种和王力雄类似的观点:“通常是从旧体系中出来的人,并且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能够实现和平变革的理想;相反,倘若是从下面造反的,总免不了使用暴力的方式,并且结果很可能导致旧制度的复辟。”陈冠中则在《盛世》中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复旦大学教授“何东生”的形象。何东生是一个高级幕僚,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身份,既能上达天听,又定期和各色人等一起参加读书会活动。他是一个“理性的,并且是深藏不露的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现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已经心灰意冷,毫无寄望……反而,他越发认为中国的后极权专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驾驭现阶段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如果中国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的话。”作为一个现实的民族主义者,何东生强调中国的特色和独特道路:“中国就是中国,历史不是白纸可以任意填写,也不能重来,只能从现下开始。”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理解是中国谋求成为地区领导力量而非全球霸主:“中国世纪是指中国终于可以恢复十九世纪中以前的原有历史地位。中国坐拥自己的天下就够了,不贪图君临世界。这个企图,要让欧美列强知道。中国不想通吃,但欧美也不要阻挡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的崛起和一体化。”在内政方面,何东生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因为“一改就乱。”

   与此同时,这三部小说对于民主活动家以及普通民众的政治理性和能力,以及道德水准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王力雄的批判直指民主运动的四分五裂和不负责任。《黄祸》中虚构了以中国国内政治活动家为基础的“人民阵线”和流亡国外后来获准回国的民运分子组成的“民主阵线”之间的斗争。“人民阵线”领导人在国内被关押多年,吃过不少苦,把“民主阵线”领导人看成投机逃跑,挟洋自重的摘桃派,而海外归来的“民阵”则认为“人阵”“缺乏理论,目光短浅,不了解世界潮流,更未曾亲身体会过民主制度,不可能完成改造中国的重任。”王力雄不无讽刺地写道,人阵创办了一份叫做“掏大粪”的杂志,专门登载民阵的头面人物在国外的性丑闻,而民阵则公布人阵的领导人被捕后写的“认罪书”。

   在王力雄笔下,这两派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极端激烈”,“愤激而不考虑后果”。而在小说中的中共高层眼中,大叫民主的人一旦权力到手就会“把主义丢在一边”,而一旦民主斗士们的野心,党争,不择手段暴露无遗,他们必将很快失去人民的信任。根本的问题在于道德的缺失:“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不断的革命和外来文化冲击中被摧毁贻尽,新的道德体系却毫无建树,形成全社会的道德真空……”,“人民”的本质是软弱,盲目,易于恐吓和操纵的。在石戈看来,“群众是缺乏理性的,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充满狂暴和血腥。”《黄祸》中反复暗示和渲染的,是政府刻意制造混乱,结果“老百姓很快被吓住了,对民主运动从普遍支持变成害怕厌恶,甚至抱怨当局软弱,未采取强硬措施稳定局势。”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中国遭受核打击的消息传出,立即在民众中引发大规模的谣言传播和非理性的暴乱,哄抢和奔逃。此时,民运领导人乃至政府都已完全无力控制局势,王力雄写道:“群众对政治行动的反应及其冷漠……只有抢才是唯一有效的行动。”这种绝望的无政府状态又为小说中反复暗示的精英对民族的拯救提供了合法性。

   《盛世》中描述的崩溃则来源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元大贬值造成的食品和日用品抢购潮。在小说中,政治家何东生预见到,在危机中“民众度过了六天惶惶不可终日,谣言满天飞的日子”,最终“人民呼唤政府不要抛弃他们,恳求国家机器出来拯救自己。”在何东生的构想中,群众是极其脆弱的,他们最终会因为“怕无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前面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李颉在《中南海最后的斗争》中则借中共总书记李亦锋之口延续了对整个中国民族国民性的批判性思考:“人心已经又黑又乱,尽管这个国家表面上还死死地抱着大一统,但实际上,人心早已散乱得不成样子了……这个民族形犹在而神已散,就像一个垂死的人一样。”“群众”在李颉笔下,具体化为与李亦锋举行对话的大学生。然而,这是一群被狭隘偏执的“爱国主义”教育洗脑的大学生,主张西化改革的李亦锋不得不教育他们“如今在也不能把爱国主义像阶级斗争一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到大家都没有饭吃的地步,对不对?”即便如此,李亦锋仍然未能阻止大学生上街游行并且打出“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但与此同时,书中又讽刺学生运动的虚伪:“别看他们闹这么凶,完了之后照样考托福去美国当留学生。”

   《盛世》中描绘的体制内战略家何东生和体制外公共知识分子老陈,芳草地,小希的长篇对话很大程度上暗喻了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的 困境。在陈冠中的描绘中,坚守启蒙理想的激进公共知识分子唯一拥有的只是抽象的正义感和天生的批评和怀疑精神,但是他们并未能就任何具体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出任何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与此相反,小说给了何东生大量的篇幅,让他充分论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从国家干预经济,到照顾工人利益,从亚洲门罗主义,到中国的国际定位,何东生俨然成竹在胸。读者显然会感觉到,尽管何东生对中国民主化本身持悲观和犬儒的态度,但对除“政治改革”以外的任何领域都有一整套的计划,反过来,自由知识分子除了“政治改革”抱有宗教式的狂热以外,对其他事物几乎一无所知,“不懂经济”的他们在何东生大谈国家如何干预经济以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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