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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泛论

钱理群泛论
   
   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本是我敬重的老师和学者之一。记得早在一九八九年那个令人躁动的初春,我在广洲至海口的破船上,便是靠着潜心阅读他的《心灵的探索》一书而战胜了那令人翻肠倒肚的晕船和沤吐,平安抵达秀英港头的。尽管当时的我,对他的高足李书磊写的书评《知识分子的鲁迅之爱——读<心灵的探索>》、《知识分子的鲁迅之争——再读<心灵的探索>》等等,有着更为生动和深切的印象。其中尤其是李书磊的如下评说:“钱理群对鲁迅的研究起步于对鲁迅的知与爱”;“每一代人的思想建设都是反省自己的‘经典’开始。当年,鲁迅反省孔子;今天我们反省鲁迅”;“钱理群说因为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仍未解决,所以我们要发扬鲁迅精神。而我则认为正是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仍未解决,所以才应该反省鲁迅精神——正是鲁迅精神的缺陷妨碍了鲁迅使命的完成”……曾在内心深处产生过极强的震颤和共鸣。但后来慢慢思忖,仍觉得李书磊将鲁迅使命的未能完成,归咎于鲁迅精神的缺陷,显然是偏颇了些。因为事实上,鲁迅使命至今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并非就是鲁迅一人或鲁迅那一代的缺陷所造致的。而钱理群先生的鲁迅研究,应该说还是站到了他们那一代人可能达到的高度,对鲁迅这位曾经支撑过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伟人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次艰难而极有新发现的对话与交流。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人间性和真实性的鲁迅形象。因而它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无疑是有积极影响的。
   
   随之而后,钱理群先生由于站在北大文科讲台的制高点上,又加上他那充满哲人睿智的胆识和目光包育互孕,竟先后推出了《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压在心中的坟》、《拒绝遗忘》等多部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从而成为一位学贯中西,又致用于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教授型学者,并深受青年一代精神界战士的推崇和爱戴。

   
   因此,当我试图言说钱理群先生时,一方面由于敬重,难免有话忘了好好说。另方面由于他的许多书至今仍未读到,难免有些肓人摸象之嫌。故而,便只有对已知的小部分姑妄言之:
   钱理群先生对当代思想文化的意义,虽然在开拓创新方面至今还尚未见出他强劲的学术张力,但在革故鼎新方面却展示出了他精深的学养和卓识。以至倘若我们试图撇开他而谈当前的思想文化走向时,便会感到象一道佳肴缺少了什么似的。
   
   自然,当我言说钱理群先生的时候,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他是当代研究鲁迅的专家,也是由研究鲁迅而成为大家的。这就是说,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是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虽不能说他所认识的高度,就是我们这代人可能达到的高度,但有一点却是应该认同和肯定的,即他对鲁迅及鲁迅精神的整体把握和深刻理解,尤其是对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的梳理和运用,是至少现在没人可比肩企及的,更不会因有李书磊和其他人的不同认识就能掩蔽的。客观地看他对鲁迅的研究,既是非常学理的,又是非常人性化的。换言之,是他既看到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又看到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冬秋”的一面。而这些在他的《压在心中的坟》、《<野草>里的哲学》、《我与鲁迅》等文论中,均有着既丝丝入扣的叙说,又合情合理的精到阐释。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又生动鲜活的鲁迅形象:
   他高兴时,可以让海婴在自己骨瘦如柴的身上随意“骑马马”;
   他不高兴时,竟喝醉了酒独自躺在阳台上喘息,象一匹受了伤的狼。
   
   这即是说,他的鲁迅研究之所以那么不同凡响,甚至比以往的任何研究都更广博和深邃,正在于他是把鲁迅首先作为一个人,一个“骨头”特别硬的人来理解认识,而后才是把他作为影响深远和巨大的现代思想家来研究的。他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里,是这样论述的:“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始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他因此在《灯下漫笔》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乱’一‘治’的‘循环’。我认为,鲁迅这里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清醒认识是带有根本性的,可以说是鲁迅一个最基本的觉醒,并因此而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命题,以至鲁迅心理、情感上的一个基本情结”。由此不难见出他的鲁迅研究,其一是对鲁迅关于人的觉醒和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研究,其二是对鲁迅关于人的被奴役化和重新被奴役化问题的研究,其三才是对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所作出深刻揭示。而这个深刻揭示,是这样呈现出来的:
   “于是,在这个世纪的交接点上,鲁迅当年的呼唤重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什么都要重新做过!”
   所谓‘重新做过’就是要回到(也即坚持)原来的目标上:彻底走出‘人的奴隶制时代’,扫除对人的一切形式的奴役、压迫、还人以原属于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这也就是鲁迅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以众治为文明、立人’的理想。鲁迅是在讨论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明(当时称为近世文明)时,提出这一理想的:“鲁迅指出,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而同时必须‘立人’,也即必须把‘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基本目标,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在世纪末号召‘重新做过’,不是简单地历史回复,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一个世纪奋斗的失败的教训。我们终于从失败中懂得,必须破除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共产主义文化理想化,绝对化的种种文化神话,归根结底,这些已有的文化形态都不能使人彻底摆脱精神奴役。因此,为了实现前述再度确立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这世纪的交接点上,我们特别要呼唤新的思想,新的想象力与新的创造力。”(见钱理群《拒绝遗忘》12、13页)
   可以说正是以上这三方面的研究,使钱理群赢得了新一代精神界战士的推崇和爱戴,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钱理群先生对当代思想文化的另一意义,是他对“精神界战士”的寻找和呵护。前文所述,钱理群先生最早是由研究鲁迅引人瞩目的。或者说,是由为精神界战士寻找思想资源--鲁迅精神而负重前行的。因此,对精神界战士的寻找和呵护,便成了他一以贯之的使命和自觉。所以,在他的精神界战士谱系里,既有如路翎、穆旦、胡风、顾准、陈寅恪、张中晓、李九连、张志新、遇罗克等一批未完成反抗而殒命的殉难者,也有象朱学勤、食指、牧歌、篮子、赵园、摩罗、余杰、毕淑敏等一批正反抗着的斗士和勇者。他说:“今天的篮子们似乎又重复了当年的命运;思考的精神意义仍然超过了价值的意义。面对这样的事实,面对付出与收获的不成比例,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使我却要向我们这些苦斗着的精神兄弟表示更大的敬意。或者说,我更要强调他们这些民间思想者的存在本身,对于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煞的价值。”(同上书444页),由此可见出他对精神界战士的寻找,不仅从讲台拓展到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而且还拓展到了民间。当他一旦发现了价值必然会给予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其中摩罗、余杰,便是得益较多的幸运者之一。而对摩罗《耻辱者手记》,他是这样“长远的思索与无穷的感慨”的:
   
   “在这世纪之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经历了大绝望以后,又在进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或者说,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对此应该给予关注,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并已无力重新来过,又仍对中国与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长者,所应作与可作的‘最后的工作’因此而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文集作序。”(见摩罗《耻辱者手记》9页),进而对他的学生余杰所给予的关爱,显然已经是挚友和慈父一般的深爱了。
   “余杰或许就是90年代‘醒着的’,一要前进的青年中的一个?”
   ……
   “像余杰这样‘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是难能可贵的,他或许与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更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较为密切的精神联系,因此,我们赞美他(和他同类的青年),对之寄以希望、是自然的,我甚至不想掩饰对他(与他们)的偏爱——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精神同道,而不论其年龄,是所谓‘忘年’之谊。”(余杰《火与冰》第3页)
   每当我读到以上这些生动感人的文字时,眼前便会浮现出另一幅用热血喷撒的画图:
   那是鲁迅在寒凝大地的冬夜,正蜷伏在书桌前,左手按捺着咯血的胸口,右手正在奋笔疾书《纪念刘和珍君》、《白莽作<孩儿塔>序》、《叶紫作<丰收>序》、《萧红作<生死场>序》……
   这也就是说钱群先生对精神界战的寻找与呵护,其实也正是他对鲁迅精神的躬身实践与自觉传承。这无疑是我们今天比什么都更需要的呢!
   
   最后,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钱理群先生对当代思想文化的第三个意义,是他将自己重新认识和理解的鲁迅精神,自觉作为了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武器,从而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所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的精神事件,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而又卓有成效的甄别和拨乱反正。其中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等作品,似乎都可视为他承接这一鲁迅精神命脉,而对世纪思想遗产所作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故而,他的许多见人所未见之言和令人耳目一新之论,才那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赏。在此,由于资料局限,仅举他《‘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一文说明。
   “人们同要也容易就注意到,40年代文学中的‘流亡者’形象,大都是知识者;因此,我们可以说,‘流亡’是作家对于处于战争条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精神特征的一个艺术发现--自然,这也是作家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发现。40年代走入文坛的小说家曹植芳在80年代曾有过样的历史回顾:‘大约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抗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而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将个性扼杀,把自己完全溶化到“延安”这一“理想王国”中去。以至后来,“在这样的气氛下,在‘群体’中仍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努力以及对个人情感,欲望的眷顾,都受到否定、谴责与拒绝,是必然的。孤独的精神个体被视作是‘没有改造好的’,甚至是‘可疑’与‘危险’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就这样成为现实生活与文学的‘主题’并且为渴求‘光明’、寻找‘归宿’的作家们自觉接受。在这些‘改造’主题的作品里,充满了‘原罪’感的知识分子往往与被‘神化’(“理想化”、“浪漫化”)的农民相对比,以所映也前者的卑下、污浊、软弱,与后者的崇高、纯洁与有力。当人们在这类作品中读到这样的‘自我忏悔’:‘我们还不是照样有这么多往昔的依恋、寂寞、梦幻、真丢人……’时,却不能不感到惊异,当年人们在‘旷野’里所感到的孤独、绝望,所产生的梦幻中的依恋,这一切‘旷野情怀’,生命体验现在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抛弃。历史再一次错过了机会,40年代‘流亡者’文学经过‘战争浪漫主义’转向了‘改造’文学与‘颂歌’文学——下一时期(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正悄悄孕育在这‘转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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