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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奇的辩护词(上)

   傅申奇的辩护词

   

   首发于《前哨》1993年第8、第9期

   编者按:七月四日上海著名民运人士傅申奇被当局判处劳教三年。六月下旬,傅申奇在离家门不远处被中共公安人员指控他偷自行车而带走,随后又改控其诈骗。失踪半个月后,至七月十一日,傅妻才接获通知,傅已被判刑。公安人员称,傅是因为煽动别人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煽动另外四名民运人士绝食而被判刑的。

   这已是傅申奇第三次被判刑。傅第一次判刑是因为参加了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年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第二次判刑是在去年五月(五月是开第一庭,九三年二月开第二庭-----傅注纠正)。去年初,他在上海看守所的牢房里,为自己的“反革命罪”写了一篇长篇辩护,非常精彩,最近经朋友带出海外交本刊发表。由于文章稍长,本刊将分二期连载。

   

   傅申奇的辩护词(上)

   《前哨》1993年第8期

   

   针对沪检分诉字第243号《起诉书》

   1992年3月20日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发表政治见解是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的,这便是当代文明,然而文明之光尚未照遍地球的每个角落。所以还有人把言论看作行为,这种看法属于野蛮的范畴。不过,这种看法在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先生:

   

   我是幸运儿。

   与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王申酉烈士相比,我是幸运儿。他仅因一篇未写完的文章,未经认真的预审,更谈不上辩护,就被认定为反革命犯,遭到枪决。

   而我,今天却能在法庭上合法地行使我的辩护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为了这么一段历史距离,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王申酉烈士的鲜血。

   同时,我又是不幸者。

   与我们的下一代相比,我是不幸者。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自由地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而我,今天却因为用书面语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走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准备承受许多年的监禁生活。这本身又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阶梯。我与许多人还必须付出代价。

   在尘世的法庭上,当超科学的神学主宰法律时,被告以理性和良心为根据的辩护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轻视这种辩护权。

   但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使他们知道,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中国的法庭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思想、言论与行为的,以及为此发生过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争论。因此,我要行使这种理应受到轻视的辩护权。

   通常的案例辩护都是在承认既定法律体系及其前提的基础上进行的。

   然而,当代哲人张志扬先生说得很好:“前提的不完备性是人的有限性或宇宙的无限性所自然秉赋的,因此,这个世界不可能由一个三段式或四段式建立起来,因而允许人可以直接不接受任何看来正确的前提。”

   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启示我们:凡是合理的都是要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一切存在的都是注定要灭亡的。

   故而,在这里我将进行两个层面的辩护:一、超越既定法律体系及其前提的辩护;二、承认既定法律体系及其前提的辩护。

   一、超越既定法律体系及其前提的辩护

   众所周知,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不只造就了中国这样一颗果实。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中国之外的世界也创造了许多文明成果,甚至有更多、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中国的开放已经使中国逐步融入这个大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世界各部分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整个地球村正在形成和完善超出单一部分的前提和原则。

   这个地球村的合法和合适的组织形式,就是联合国。在有关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上,理所当然要到《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去寻找前提和原则。因为

   《联合国人权宣言》明确规定,所有签约国都有实施其原则的义务。中国是签约国之一,所以《人权宣言》对中国也同样有约束力。

   《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均同等地享有各项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其中包括用任何形式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的自由权利。

   《人权宣言》所依据的人权思想,主要源于洛克、卢梭等,这一思想的第一个完整形式应该是托玛斯∙潘恩的《人权》一书。

   可是,时至今日,我因为用书面语言表达了我的思想和政治见解,而遭到指控,被指责为犯了“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在中国并不可笑,也不奇怪,但用当代文明的标准来看,至少是落后的。

   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在海德公园声嘶力竭地喊叫:打倒英国女皇,推翻英国内阁。绝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的叫喊是一种妄图颠覆政府的行为。如果今天,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莫斯科,有人在公开的报刊上,或自印的传单上,声称要推翻现政权,或煽动别人要把布什总统或叶立钦总统赶下台,绝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妄图颠覆”政府的行为。

   而按照《人权宣言》的原则,这恰恰是需要用法律来保护的人的基本权利。

   这便是文明,这便是当代文明,然而文明之光尚未照遍地球的每个角落。所以还有人把言论看作行为,这种看法属于野蛮的范畴。不过,这种看法在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既然野蛮冥顽不灵,好吧,让文明激起义愤吧!” (维克多∙雨果)让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来帮助二十世纪吧!

   早在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英国律师托马斯∙厄斯金在为托玛斯∙潘恩所写《人权》一书辩护时就说过:

   “每一个人,只要不是有意地把别人引入歧途,而是以心中认为是正确的理性和良知来启发他人,不管他的想法原是多么错误,他也可以向全国普遍具有理性的国民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可以就一般的政府发表见解,也可以就我们特别的国家政府发表见解,也可以分析国家宪法的原则,指出国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审查国家的腐败现象并公之于世,警告国人注意其严重的后果,尽力提出最有利的改革措施,以克服他认为是最根本的缺陷或因政府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所发生的偏差。”

   他继续说:

   “我确实坚决主张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对全英国人民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合法的。因为,倘若没有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感谢上帝和我们的祖先确立了这种权利!),我们又怎么可能有这部如此值得自豪的宪法?如果在人类智力前进的道路上,从未有人能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各项制度的前头,我们的制度又怎么可能通过反复更改,成为今天的面貌?假如从未有人能使公众认识到政府的失误和弊病,这个政府又怎能经历一个个阶段的革新与改良,从野蛮时代到达目前这个高度幸福完美的状况。”

   我没有厄斯金律师那样的自豪感。我们没有上帝,而我们的祖先也没有给我们确立这种权利。相反只是给我们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则,确定了服从皇命的奴性。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开始为我们的子孙确定这种权利呢?对于我们这跨世纪的一代来说,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神圣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吗?

   十八世纪的先哲伏尔泰说: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生命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

   二十世纪的哲人认为:“这已是很高的境界,但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它可能隐含着自己独尊的优越性,而把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笼罩在赐予的大度中。”

   他提出的最高境界是:“承认自己的正确无非是一种正确,一种有限的、有缺陷的正确,因而别人的正确甚至缺陷也仍然有着它存在的权利。”或者换句话说:

   “我注意到你的有限性,同时也注意到我超出你的有限性的超出也是有限的。

   你的缺陷是我存在的根据。我的缺陷是你存在的根据。

   我或许高出你,但我不能因此成为剪裁你的尺度。

   若是一个人持着个人的差异或有限性作为审判他人的权利与尺度,那么,他同样落在被审判中或被剪裁中。因此,他的差异和有限性宁可作为缺乏的根据而期求宽容与超越,更合理些。”

   可惜,我们只能在纸面上欣赏张先生的最高境界,而我们的现实生活,与伏尔泰的境界尚有很大的距离。人们常常说我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多少年,但是否应该问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境界落后了多少年呢?

(2010/12/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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