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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不屈的人权、民主战士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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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永敏:不屈的人权、民主战士

    

                              傅申奇

    

    

   民主墙运动兴起之后,1979年4月我与秦永敏通过信件取得联系,以后他给我寄武汉《钟声》,我给他寄上海《民主之声》,我们一直同步行动,配合默契。1980年2月,我到武汉见了他一面,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我们一起入狱,之后很长时间中,不是他入狱就是我入狱。1996年我流亡到了美国。没想到1998年,因民主党组党,他又入狱12年。一别竟过了三十年,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回首但见风和雨,多少往事到心头!

    

   如果说:中国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布满荆棘,有无数志士为此奋斗,付出艰辛、鲜血和苦难,那么秦永敏就是其中最优秀、最突出的人士之一。如果说:当代中国民运人士犹如寥寥树苗,历经一次次寒风、暴雨、雷电的袭击、扑打和摧残,但依然顽强生长、蔓延,最终将成为茂密森林,那么秦永敏就是其中一棵挺拔的大树。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没有任何一面旗帜像中国民主党那样注入了如此多的苦难、坚韧、执着和尊严,有如此凝重的道义力量,那么秦永敏就是付出了全部青春、贡献了全部力量,承受了所有苦难的主要中国民主党人之一。

    

   秦永敏1953年8月1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属于文革一代,文革的风暴埋葬了他读书的梦想。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还不满16岁,就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作为知识青年到湖北省沔阳县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毁掉了一代,但激烈的冲突也成就了思考的一代,秦永敏便是思考者之一。在农村恶劣的条件下,他坚持自学,尤其喜欢诗词,很长一段时间,他沉浸在浩瀚、深邃唐诗宋词中。

    

   他观察社会,执着的思索,坚持写日记。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都没有隐私权,他的日记受到检查,发现其中有对社会表示不满的内容。1970年,他仅仅17岁,就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之后又送回农村。然而,这没使秦永敏放弃思考。

    

   林彪事件促动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思考,秦永敏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全面。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这一代第一次大规模展示,秦永敏深受鼓舞,但也感到这一代人理论的缺失。同一年他被招收到武汉钢铁公司冷轧厂当工人。回到城市后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籍和资料,他努力阅读马克思原著,欲以其之矛击其之盾,他也尽可能了解现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他随时准备走上社会、街头批判毛泽东,挑战中共的一党专制。

    

   1978年后半年,趁着党内实践派对凡是派的发难,贵州启蒙社在北京点燃了人权、民主的火光,民主墙诞生了,秦永敏在武汉立即以行动呼应。汉口市中心中山大道的水塔下,有一段约百米长的墙,成为“武汉民主墙”,秦永敏在此上张贴了许多文章,还转贴一份题为《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批判毛泽东的系列长文。

   

   随着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许多地方相继创办民间刊物,凝聚力量,扩大影响。1979年初,秦永敏与朱建斌等创办的《钟声》就属于较早出现的此类刊物,这些刊物还有贵阳的《启蒙社》;北京的《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广州的《人民之声》;上海的《民主之声》、《海燕》等;杭州的《四五月刊》;青岛的《海浪花》;重庆的《童音》;安阳的《民主砖》、《星光》;长沙的《共和报》;宁波的《飞碟》;天津的《渤海之滨》、《天津评论》;温州的《呐喊》等等。

   

   但是不久寒潮就席卷而来。1979年,随着北京的魏京生、任畹町、刘青等,上海的王辅臣、杨周、乔忠令等相继被捕,各地民刊陆续遭到打压,乃至被迫停刊。在这种形势下,民运人士中间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退回书斋,保存现有的力量,进一步积蓄,伺机再动。持这一看法的人大多是体制内有一席之地,被称为"曲线民主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利用还有的空间,继续活动,扩大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强行嵌入社会。即便民主的社会基础并不完备的,但仍然要尽可能推进民主化进程。持这一看法的人们大多数是知识化的青年工人。持前一种观点的朋友,后来大部分成了八十年代中共推动改革的主流派,他们最终在89年又走上街头,这是后话。持后一种观点的朋友,坚持继续出版刊物,并在全国范围里进行串联,是邓小平反复提到的"西单墙"那帮人。秦永敏和我都是着这帮人中的中坚分子,其中最活跃的中坚分子还有:何求、刘国凯、王一飞、王希哲、陈尔晋、杨靖、徐文立、孙维邦、张京生、徐水良、叶宗武、王屹峰、王荣清、钟粤秋、朱建斌、牟传珩、孙丰、徐东平、吕洪来、彭金贵、刘二安、郑玉林、黄河清、刘力平、王明、邓焕武、何德普等。大家不约而同地为建立全国组织而积极活动。

    

   秦永敏仍坚持《钟声》出刊,并明确建议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会议,成立全国性组织。我与秦永敏取得联系后一直密切联络,同步行动。我继续出版《民主之声》,与各地联络,希望促成武汉会议的举行。

    

   1980年1月底,我先到了北京见了一些朋友寻求共识,由于美国之音提前报道了武汉会议的消息,当时多数意见认为要稳住阵脚,避免大规模打压,取消原定的武汉全国民刊代表会议,代之以部分代表会议,选择另外的时机建立全国组织。2月,我到了武汉,与秦永敏一见如故,相聚甚欢。我们一起参观了几个武汉“首义”的纪念点,泛舟东湖,在他青山区的家里住了一宿,尝了武汉的热干面。秦永敏认真准备和主持了武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李晓林等,杭州的杨晓雷,河南的刘二安,上海的我和湘樊的几位朋友。这次会议为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暂时停刊,健全各地组织,积累力量,当年 7-8 月同时复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组织。会议将此决定通报了各地民刊编辑部,基本得到认同,各地采取同步行动。

    

   在送杨晓雷上火车之前,在车站广场秦永敏、杨晓雷和我讨论了组党问题,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为组建中国民主党做准备工作。

    

   1980年7-8月,经过休整的各地民刊重新出刊,决定9月在广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9 月中旬,贵州的秦晓春、武汉的朱建斌等部分代表到广州之后,广州《人民之路》的主编何求及这些代表被拘押,但广州的朋友们在王希哲的主导下及时地采取了行动,王一飞在危难关头站出来,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出版会刊《责任》,全国各地的刊物同步进行抗议,而香港的许多朋友及时利用媒体,制造影响,中共党内的同情者也不失时机地施加了一定影响,此时邓小平对华国锋的斗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对舆论还有一点顾忌。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所有被拘押的代表均被释放。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事实上成立了。此后,以武汉《钟声》、长沙《共和报》、重庆《童音》为主体组成华中分会;其中秦永敏发挥了巨大的领导作用。

    

   1981年初,中共发布9号文件准备打压民刊,秦永敏又参与筹划组建进京请愿团,继续抗争。全国大镇压中,他被捕,重判处了8年徒刑。出狱后,秦永敏以摆地摊糊口,继续思考、交友,继续吟诗赋词,他悲伧的词句:“潇湘远,碣石朔风衰,云际孤鸿搏怒雨,几番折翅未心摧,谁敢共高飞。”吸引了年仅24岁的李金芳,不远千里从北京奔到武汉去找他。秦永敏面对磨难的淡定、安然和坦诚,以及他的词句:“谁道孤鸿搏怒雨,雏鹰已自朔方来,相携若许如鸾凤,敢叫日月换旧颜”,赢得了李的芳心,使她不顾一切反对,克服所有的困难,成为他“身后的那位女人。”

    

   1993年11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5周年前夕,秦永敏在北京起草了《和平宪章》,提出十项政治改革建议,其中有“立即平反‘六四’事件,释放因‘六四’和其他原因入狱的一切政治犯”;“解除一切对政治流亡者的法律禁令,允许流亡国外的一切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其他人回国”; “在以上各条被各方、当然首先是被大陆政府基本接受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从速召开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少数民族以及海内外朝野各界人士在内的圆桌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中国下阶段的和平变革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问题”等等。为此,秦永敏被拘捕,12月中旬被遣送回武汉后,以“扰乱社会治安”处以劳动教养二年。他在劳教所里多次遭到毒打,致使左侧睾丸被打碎裂。

    

   1994年3月,他从劳教所偷寄出的一封信中称,誓要控告政府非法禁锢,并要求公开审判。出狱后,秦永敏经营一间小书店,以卖书与租书为生,但仍不断遭到当局的刁难和迫害。以至于1997年6月5日,他致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当局给予生存权。当然,生存权并不是秦永敏关注重点。

    

   1997年8月11日,秦永敏44岁生日那天发表给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五大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他又用电话和刚刚出现的网络与各地同人及海外朋友联络,形成了空中民主墙,恢复了全国范围内民主力量的集结,有效地推动了反对派运动。1998年3月,秦永敏在武汉创办了《中国人权观察》通讯,成为中共统治下的第一个人权监督组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秦永敏就出版了300多期《中国人权观察》。《中国人权观察》材料被世界各大通讯社如: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国际合众社、德新社、安莎社、共同社、BBC、自由亚洲、法广台以及“香港民运信息中心”等媒体广泛采用。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充分、及时地展示给了国际社会。

   

   1998年6月以后,海内外联手推动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开始后,秦永敏再度出手和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萧诗昌等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不久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的底线。

   同年9月20日中国民主正义党临时总部在纽约召开国内组党形势研讨会。秦永敏以录音参加了研讨会,秦永敏对海外民运寄予厚望,他希望海内外民运能在一面旗帜——民主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强调,海外民运应担负起国内后勤、动员国际舆论和联系国际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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