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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与法律》

   14总179

   2001年5月8日傅申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 www.dforumc.org [email protected]亲爱的公民: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严打与法律》

   五十年来,中共把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治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政治化,并一贯以运动的方式来显示和维护其专制统治。从“土改”开始,大的运动我们就可以看到:“镇反”、“三反、五反”、“集体化”、“反右倾”、“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工业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邓小平时期,中共曾经宣布不再搞“运动”,然而,不算运动的运动仍然连绵不断。比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股份化”、“反邪教法轮功”、“严打”等等。

   所谓“严打”起源于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文革破坏了整个教育系统,使得各大、中、小城市的广大青少年失学,流散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大批文盲加流氓。聚众殴斗、赌博、偷窃、抢劫、侮辱、强奸妇女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多。上海搞了一次全市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称之为“刮台风”,以后“刮台风”就风靡全国各大中城市。每隔一段时间,或逢重大节庆假日,公、检、法、街道、里弄就联合行动,刮一阵风,把所有各类有问题的人员抓起来,办学习班、批斗、公审、公判、强制劳动、劳教、劳改、枪决。在刮台风时是不讲法律的,只讲政策,那时只有公安六条,只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所以、冤案、错案和轻罪重判的案子层出不穷。

   三中全会后,中国有了刑事诉讼法,中共声称不再搞运动,以法律治国。然而好景不长,九三年邓小平亲自决策展开了全国性的第一次“严打”。那时,法律又荡然无存了,抓人定指标,监狱里、看守所里人满为患,许多学校都临时充作拘留所。此后二十年来,各种类型的“严打”一个接着一个。

   今年,在临近四、五、六月政治敏感期的时候,中共又开始了“严打”,我们隔三差五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四川展开代号“狂飙-B”的严打整治行动;广东展开“猎狐”行动;北京配合全面性“严打”整治斗争,取缔两百四十家有问题的娱乐场;上海集中公诉三百八十名被告;严打犯罪,从南到北连日枪决百余人,等等、等等。

   那么,“严打”和“法律”有什么关系呢?和文革期间的“刮台风”有什么区别呢?

   “刮台风”是依据长官意志,运用政策,没有法律可讲;而“严打”也是依据长官意志,但运用政策指导下的法律。举例来说,某项法律规定某种罪行判刑一之三年,情节严重的判四至七年,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死刑。平时被认为轻罪的,一碰上“严打”就可能变成重罪,甚至可以变成死罪。再加上办案人员的个人好恶,随意性就占了主导地位。所以,法律只是橡皮筋,要长则长,要短可短,只是长官意志的奴仆、政策的伪装,丝毫没有严肃性和权威性。

   历史告诉我们,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靠威慑,靠老百姓的恐惧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在中国专制统治的历史上,公开以酷刑处决犯上作乱者以震慑人心的事例屡见不鲜,“严打”和这些事例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严打”是对法律的藐视和玩弄,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手段之一。今天,中共的专制威权正在走向没落,“严打”这一类的手段也越来越不合时宜。现代文明社会需要严肃和有权威的法律来管理,不需要用恐惧来统治。

   法律就应当是法律,是严肃的、有权威的,又是很具体的,触犯法律的就按法律惩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都一样,只有法律本身规定的从严和从轻的条款,不应有同一条款的从严和从轻的掌握。随着中国日益走向现代化、市场化,真正以法治国将是必然的历史要求,而“严打”这一类的运动方式将被送进历史的博物馆。

(2010/12/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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