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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在哪里?——反思中国文化专制的苦难历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2010年11月1日,最新一期《求是》发表倒行逆施文章“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竟然公开反对普世价值公认的新闻自由。如此同时,湖南《潇湘晨报》仅仅因在10月30日出版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其总编辑刘剑被免职,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调离;刚刚又传出以主张改革闻名的《炎黄春秋》杂志,再遭当局整肃,要求重大选题文章事先送审及更换社长杜导正的消息。日前,甚至国内《共识网》的相关栏目也被大量删减,连会员作者也不能自行发文章,而且关闭了读者评论。上述事实足以印证,中国文化的“思想自由”再次被阉割。当今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烟雾掩护下倒行逆施地“积极稳妥地推进封杀思想自由”。 (博讯 boxun.com)
   
   
    “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灵魂。然而,当下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我曾在《赢:赢新格局》一书中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信条是: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这样一部主张“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学著作,出版后即被中共中央党校订购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传部、出版署联合紧急查禁,全国收缴。由此可见,“自由思想”在中国文化现实中一直是多灾多难的。文化这个概念很难定义。广义的理解,它就是人类的一种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识的产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从文化主体的方面说,文化可以理解为意识的载体,没有自由的意识,就没有自由的文化。

   
    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社会在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却受到制度性对待的制约与扭曲。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在总体价值上,一向是以集体、族群或国家为本位,排斥个体意识自由,主张抑制自我、顺从、忍受、约束。这些价值观经过几十代、上百代的传承,已固化成一种国家性的专制文化,与之相对应也孵化出了民族性的奴态文化。这种文化形象地表现为以下两类:其一,最经典地表征在中华民间妇女的“裹脚”审美意识中,即“裹足文化”。一个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来,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很难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孙们会大胆冒险、实验与创新,这样的文化也必然产生男人被阉割太监文化。
   
    另一种奴态文化则形象地表现为官场上的“冠饰文化”。中国官场历来以顶戴表现身份与级别,官大一级压死人,君臣之别在冠,官民之别也在冠,从上至下形成了权力体系的金字塔,如今仍是“大盖帽满街跑”,时时让民众感到权力的压制。如果说“冠饰文化”,一级奴一级,排斥了国家管理的民主化;那么“裹足文化”,则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会个体发展的自由化。这两种文化板结一起,便结构出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社会模式。专制文化与“媚态文化”,就是窒息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土壤。
   
    中国自诸子百家时代进入秦朝专制社会,文化上开始“焚书坑儒”,秦律有“敢有挟书者族”规定,统治者几乎禁绝当时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后来历朝各代都传承“文字狱”,消灭异己的文化现实。秦朝的兴起本来自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而秦朝覆亡的一部分文化归因,恰好就是“焚书坑儒”。汉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文化形态有一定的放松,经济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它又从鼎盛走向没落。事实上中国历朝各代都是从文化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始,到压制文化自由结束的。然而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场文化批判思潮来颠覆专制文化与奴态传统。晋魏时代算是一个文化另类时代,但却只是消极逃避政治和不与世俗合作。他们的玄谈也过于清高,根本形不成时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满清也是被文化压制拖入低谷的,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还是文化代表,如张之洞、李鸿章以及魏源者,然而他们至多不过脑筋开始活跃了一点。真正开始文化批判的应该从康有为算起,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像,各种思想、主义任意发展,文化自由大大发展。中国也从最衰败的历史时期复苏,开始追赶世界文明。由此可见,文化总是先于时代觉醒的,文化发展之后必然导致新制度的诞生。
   
    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红色记忆”语话霸权统治了中国文化,又开始了一个闭门锁国,扼杀自由的时代,于是中国非但没有按照人们向往出现一个强盛的时代,反而更加落伍,甚至是倒退了。“十年浩劫”的文化专制,再一次把中国拖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却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苏联,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国的郭沫若却始终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改革开放,中国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启蒙带动了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于是有了“北京星星画展”与“民主墙运动”。然而不久又惨遭意识形态封杀。直到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衰败,中国借此东风,1989发生了“北京之春”,人民大规模的呐喊,再次冲击了意识形态禁锢。但坦克的履带,又再次阉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灵魂,任由“红色记忆”把现存语话霸权当作一种法理事实,令全民族全盘接受下来,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统治营造了单一思想体系的社会环境,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进行文化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萎缩和活力的丧失。
   
    近几年来,国内异议人士和自由写作者不断被投进监狱;文化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也愈演愈烈,特别是新闻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爱的书籍都先后惨遭封杀,如正式出版的《现代的陷阱》、《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民间出版的《怀念李慎之》、《胡绩伟自选集》、《何家栋文集》,香港出版的《怀念耀邦》、《李锐近作》等等,都被作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扫黄打非”之列,遭到查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但把反右、大跃进、文革、民主墙、六四等问题划为禁区,不许有关研究与文章、书籍公开发表与出版,而且还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单。如章诒和、戴晴、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人的文章、言论均遭封杀,甚至一些较开放的网站论坛,也被迫撤掉了他们的主持人栏目。一些崭露头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识份子如余杰和王怡等人,在国内媒体更是备受打压。而在新闻领域,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掩盖真相、抹杀事实。所有报刊媒体都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稍有不当,不是遭到训诫,勒令整顿,就是撤销领导人职务;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程益中被判刑就是例证。还有《新京报》总编杨斌被撤职,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被停职,后经过300多职工罢工抗议,才改为杨斌调离,孙李复职。几乎与此同时,《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夏逸陶也被撤职。中央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竟下达密令,禁止报刊不得发表纪念文章。已发过纪念文章的刊物,如《炎黄春秋》被警告,《百年潮》领导班子遭撤换,《社会观察》被停刊。敢于直面现实,触及敏感话题的《中国青年•冰点周刊》,侧被强行停刊整顿,主编被调离。由此可见,在中国“红色记忆”泛滥的现实条件下,自由文化依然面临如此严酷的现实。
   
    今年10月8日,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终于颁给了正在狱中服刑的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这次诺奖颁发的意义正在于,国际文明社会对中共依旧运用敌对思维加工出“政治罪犯”,阉割“自由思想”行径的一次的掌掴。记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曾发表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开发计划署亚太地区负责人哈菲茨表示:“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健康、教育、体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类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种人权,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说了一句“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自由应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则是通向人类文化自由的必由之路。
(2010/1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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