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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画饼充饥有名无实

   温家宝政改旋风刮过,消弭于无形。因应执政压力和“良相”自我期许,而无政改路径选择和制度突破,总免不了唱独角戏。除了赢得可数的左右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欢呼外,几乎未引起民间任何热情,空施一付安慰剂。

   顾名思义,政改乃政治制度改革,其本质是权力二次分配。政治的载体是制度,而政体又决定了制度——一党执政,人大、政协、党化军队和行政、工人阶级领导、一国两制、民族自治等等,且不说政体在权力逻辑上的内在分离和悖谬,权力党内禅让又玩出了新花样。党政国一体,固若金汤。政改就是要打破党政国一体,使得国家主权真正归民。从温家宝毫无实质内容的“政改”口号,不难看出,政改不过是温家宝画饼给老百姓充饥。

   

政改应该改什么

   

   制度常识告诉人们,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次好选择,这不仅在于制度实践得以证明,还在于尊重个人意愿。温家宝政改口号旋风,不仅未能获得中共党内积极回应,而且连他的讲话和采访都受到部分屏蔽,并未能获得知识界的普遍响应,可见这是温家宝的个人行为,恐在党内高层得到许可但远未取得共识,也可视为对民间社会压力的空洞纾解。

   显然,权力来源合法性,一直是中共的紧箍咒,哪怕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中共的执政危机并未消除,在民权意识增长压力下,越加显现,陷入焦灼的困局。

   权力二次分配或说分权,体现在对民权的保护和对党权的制衡。温家宝政改口号,在于没有提出任何政改路径和目标,实行宪政是政改绕不过的一道门槛。因此,所谓政改既非制度创新,远非制度转型,不过是对现制度打补丁修复。

   政改必须与制度安排匹配,主旨在于党政国分离,民权得到保障,制度安排包括新闻自由、选票、司法独立、多党制、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这六个方面才是政改的应有之义。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却是,这些写进宪法的权利要么虚置,要么被党权垄断。党政国不分,这是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

   

政改的虚假性

   

   政改不是温家宝第一个提出。1945年抗战结束重庆谈判,毛泽东曾提出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年中共靠枪杆子向独裁者蒋介石要求分权,未能遂愿,但靠枪杆子夺得政权的中共走上蒋介石的独裁老路,越加迷信枪杆子。枪杆子意味着暴力,今天的“维稳”就是在和平时期,动用司法和行政资源而改换面目的暴力——政党暴力与国家暴力合为政治暴力。这种暴力非常隐蔽,蒙蔽不少被许以些许经济利益的善良百姓。就是这些许利益,左手给百姓,右手又抢夺过去,体现在金融储蓄、高价教育、高房价和低福利。“维稳”说白了就是在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同时实施对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掠夺——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虚化、社会财富落入政府和官员口袋。反腐并非无良策,某种程度上腐败是这个制度所需要的,以购买既得利益者的忠诚。

   如果将政改单纯定位为制度转型,这是基于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面失败,和中国社会30年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理性选择的判断,那么转型条件已经烂熟。同时,社会崩溃的导火线四伏,不经意间会被某个微小社会事件而引爆,虽然难以划定时间段,中国社会将会陷入王朝兴衰周期循环。温家宝倒是讲了一句真话“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且不论是谁瓜分了经改的成果,民意觉醒却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自由法治距离大陆仅隔一条窄窄的深圳河,台湾民主制度仅隔大陆一道海峡。现在回头看,二者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很难说是被殖民还是文明输入。与其抱有主权名义,在自己国家被国内战争成千万屠杀,被独裁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杀戮,普通老百姓难道还有比这更坏的命运。两岸三地同宗同文,尤其是台湾实现制度和平转型,“中国大陆不适合民主”,绝对是既得利益者的别有用心之辞。作为执政者的“党内民主”说辞,有意模糊了党政国一体,忽悠天下。政改倒是与“党内民主”比较吻合,以维护现制度,而非还权于民。

   

用制度转型取代政改

   

   政改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是被滥用的名词,如同民主、自由,都属于被“山寨”的词汇,因为中国大陆老百姓从未享受过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并被中共大量滥用忽悠,与普世价值观和现代政治制度风马牛不相及。正因为这些价值观被篡改滥用,导致许多人厌恶民主自由,这在大陆是普遍民情。这不能不说是现制度留给未来的负遗产。

   一批“太子党”登上权力高层将成为事实,这与台湾蒋家承继权力有所不同,前者将会使权力分摊,在一党共识下相互制衡,更容易形成制度惰性,自上而下的制度转型机遇几乎不存在;后者取决于个人政治智慧和眼光,操作相对容易。因此,民间社会将成为制度转型的主场,以期形成自下而上的民意倒逼机制。30年经改的唯一好处在于,作为个体学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意识增强,但公民社会的形成非常缓慢,构成公民社会的NGO、行业协会、工会组织、慈善机构等民间机构多受到打压,几乎无生存空间。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大大满足了全体中国人的虚荣心,但四川地震、美韩日近海军演、钓鱼岛被扣船长和南海危机,让民众看清了政府的大忽悠和几无作为。物价上涨、钱包缩水,税负不减,通货膨胀让民众生存压力陡增。普通民众经由自我教育会变得理性许多,不会轻易被所谓爱国宣传迷惑。这些都会逐渐积累成制度转型的有效社会资源。

   用制度转型取代政改,更容易被民众接受。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2010年11期

(2010/11/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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