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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暴政对我的八次政治迫害(下)

中共暴政对我的八次政治迫害(下)
   
   郭国汀
   
   中共对我的第七次政治迫害,是一九九八年我受理了一起涉港特大案件。当时福州市公安局采取抓人质的方式逼香港公司还债,这家公司大概欠大陆公司三千多万,加上利息一共近四千多万人民币。因此公安根据中方的要求,也根据福州市政府的决定,把经济合同纠纷转变成为刑事案件,把正常的经济合同争议,当作经济合同诈骗,把香港公司总经理的妹妹及香港公司福州办事处主任抓做人质。

   
   在抓人时先定其经济合同诈骗,亦即先定罪抓人,后找证据,这是共产党掌控下的大陆司法经常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共公安无理抓人,香港公司当然不干,所以他们请律师抗辩。当时香港当事人在福州找了好多律师都不敢接案,因为一打听这案子背景,都害怕市政府和公安干预。后来有人推荐当事人找我,记得是一九九七年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当事人从香港打电话给我,问我敢不敢接案?我告诉他,你只要跟我说实话,我谁都不怕;当事人既然委托我,就要信任我,你要告诉我所有的事实真相,不能编造虚假的东西,然后我根据你虚假的东西打官司,这不行。他向我保证说所有事情全是真实的,而且都有证据,他约我去香港调查,所以我就受理了这个案子。
   
   当然,一旦受理该案,我发现我越卷越深,彻底得罪福州市政府市公安局。一九九六年一月我跟七个朋友合伙创办了至理(福州)律师事务所,事务所经营得非常成功,第一年我们的创收就跃居全省第二名,这是非常少见的;第二年开始连续三年成为第一名。其他合伙人担心我受理该案,会影响事务所整体及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我告诉他们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我说我不会乱来,全部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按照宪法法律行事。
   
   尽管我的行为完全合法,但是公安受市政府指令,开始对我施压采取各种迫害手段。首先威胁我的客户,比如:当年我有两个重要客户,涉及公安介入的经济案件,公安强迫我的客户不能请我,用掐断我的案源的手段,旨在逼迫我退让;但公安的威胁对我无效,所以我有两个涉案千万元的大案被公安强制故意搅掉了。
   
   随后公安的威胁升级,通过我的四个不同部门的朋友出面分别警告我,叫我“不要卷入太深,很危险”,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种威胁,对我仍然无效;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意识到不能再在福州呆下去了,因为他们采取了黑社会流氓手段,中共通过前面两次威胁都未见效,就采取实质性的黑社会手段。
   
   当年我骑摩托车,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觉得车子有问题不好使,于是把车推到修车铺修理,当晚去拿车时,修车师傅告诉我,好在你把车拿过来,否则的话非常危险,很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就出了车祸。因为摩托车的刹车,是非常细的钢丝绳绞成的粗揽,师傅发现我的刹车钢缆,被人为用剪刀给剪得只剩下两根钢丝吊着刹车。换句话说,如果当天没去修车,继续骑车,车速只要达到三十公里,整个人可能就飞出去,高速行驶中一旦刹车,刹车钢丝肯定断掉,人就会飞出去,或撞车或不能刹车控制。这个事件提醒我,各种威胁无效后他们已经下手了。我认识到共产党迫害人时是不择手段的,凡是不听话的,敢于对着干的,共产党必将不择手段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心离开福州到上海创业。
   
   创所三年至理律师事务所连续全省业务创收第一名,我的客户均在福州,我在福州当律师已经十四年,也就是说在福州当律师可以轻松带愉快地赚钱,因上不可能突然决定离开,上海我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背景关系或客户,怎么可能抛弃福州的一切呢?但是面对这种现实,跟流氓政权没有办法打交道,只好走人。
   
   决定到上海,现在看又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当年我认为上海是全中国最先进的地方,社会经济政治最发达,法院司法系统较公正。加之上海重点发展的是金融、保险、贸易、海运产业,而我是个海事律师,国际贸易、海事海商、海上保险都是我的专业强项,所以认为长远看上海大环境对我的律师事业有利。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调到上海华利律师事务所任付主任,一切从新开始,等于从新创业。中国律师很大程度上是靠关系的,而我在上海连一个同学都没有,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所以是非常不利的。但这种情况下,我到上海加盟华利律师事务所,凭着我那一点名气,第一年还凑合,干的不错。次年我转到上海市小耘律师事务所又干了两年,在上海执业三年后,我决定重新创办事务所。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创办上海市天易律师事务所,设想软硬件一步到位,像当年在福州创办至理律师行一样,可是上海的环境大不一样,尽管设想法很好,但实际情况与现实差得很远。
   
   结果一年下来,天易律师行亏得一塌糊涂(共亏损一百万),合伙人一年白干;原来租了四百五十平米高档写字楼,聘了好多律师助理;第二年我们调整了方向政策,降低人员和房租成本,整个事务所创收持平,既没有赚钱,也没有亏损,取得了相当成绩;第三年,经过两年多的创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小有知名度,天易律师事务所成立于二零零二年六月,没有花一分钱广告,但是到零四年底,天易律师行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已经是全国律师第一名;亦即天易律师行的信息量在国际互联网上全中国律师第一名,为事务所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可是很遗憾,我本来已经决定创业定居上海,在上海买了房子,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可是中共对我的最后一次政治迫害,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一切全给毁了!
   
   自从零二年六月始,我学会上网,使用电邮,发表博文;由于事务所没有基金做广告,我在北大法律系信息网、中国保险网、中国航业网,中国律师网设立了四个专栏,通过撰写和发表大量文章,诸如法学论文、案析、评论、时评等,使天易律师行的知名度迅速扩大。
   
   零三年一月始,我对人权特别关注,起因于刘荻事件,刘是北师大心里学系大三的一个女生,她因在互联网上发表十余篇文章,用调侃嘲弄的方式,讽刺共产党和中共政权,被逮捕关押,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因为刘荻事件,使我对人权问题特别关注(不过,如今的刘似乎早已面目全非甚至很可能已成另类五毛)。此后长春市的残疾人刘永忠;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四个年轻人组成新青年学会,专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被逮捕无罪重判;湖北作家杜导斌,相继被捕无罪重判;这使我对人权案件越来越关注,他们被捕时,我每次都声明支持,公开表示愿意为之抗辩。零三年六月我成为上海郑恩宠律师的辩护律师,郑是上海专门打拆迁官司行行政诉讼的专业律师。他一共代理了五百多起‘民告官’的案件,即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也就是老百姓告政府的案件,主要是强制拆迁案。他被抓的原因是他的客户把周正毅(上海滩第一大富翁)告上法庭。周正毅背后的利益关系人(官商勾结的上海市政府高官,包括陈良宇,韩正及各区头面人物)非要置郑恩宠于死地,事实上陈良宇、韩正均与周正毅密切相关。
   
   郑恩宠把周正毅告上法庭,严重威胁到上海高官们的切身利益。于是我自告奋勇成为郑恩宠的辩护律师,使我成为真正的人权律师。因为郑恩宠被捕后,没有上海律师敢为他辩护,尽管郑恩宠认识很多上海律师,但是上海律师都非常精明,不会那么傻来做这种事。或许我属于比较傻的那种人,历来不畏强权无所畏惧;我愿担任其辩护律师,其实很简单,一是我认识郑恩宠,我知道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而且非常有正义感,他不可能犯罪,他的所做所为均是光明正大的,都是真正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如果他被捕,没有律师站出来为他辩护,那是中国律师的耻辱,既然无人敢辩,我当仁不让。
   
   我认为我有能力为他强力抗辩,虽然我是小有名气的海事律师,但是我对政治、人权、历史、哲学历来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做人权律师会比海事律师做得更好;加之我认为中国处理政治民主大革命的关健转析时期,特别需要人权律师,而人权律师因风险巨大收入低微而无人敢于问津,我天生即敢想敢为,所以我决定转行成为人权律师。
   作为郑恩宠的辩护律师,我彻底得罪了上海市政府,我在福州执业时彻底得罪了福州市政府,但是得罪上海市政府,并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故意要得罪他们,因为我的律师执业格言乃是:一不怕死,二不爱钱,故我始终认理不认人。
   
   郑恩宠事实上得到了海内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支持他,反对他的都是五毛党徒,或上海当局派到网上捣乱的人。尽管我与张思之大律师为郑恩宠作了非常强有力的抗辩,被阉割的中共法院仍然不顾一切无罪判刑三年,上诉被驳回,申诉至最高法院如石沉大海!
   
   郑恩宠案再次证明中国司法法院的彻底瘫痪,因为共产党独霸操控一切,用《九评共产党》的话来说,即整个中国法院都被共产党邪灵附体,中国法院对所有政治敏感案件彻底丧失了法官本原应有的截断是非,维护正义与公道的正常功能。
   
   中共对我的第八次政治迫害,是我转变成人权律师后大量为政治良心人士和法轮功抗辩。在成为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案)、杨天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张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师涛(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案)、李法官(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安)等政治良心人士的辩护律师后,我受理了法轮功学员黄雄失踪案。
   
   零三年二月始我连续在中国律网发表六篇文章为法轮功抗辩。黄万清大概看到了我为法轮功抗辩的文章后,让我帮他找他的弟弟,于是零四年七月,我正式受理第一个法轮功案。随即受理翟延来(法轮功讲真相)再审申诉案,翟是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他是中共镇压以后才开始修炼的,因为她母亲和妹妹均是修炼人。他因编辑法轮功讲真相的文章被共产党秘密绑架,然后秘密开庭判了五年徒刑,他母亲是判刑生效后才知悉儿子的下落,她到上海来找我为她儿子申诉再审。
   
   受理黄雄失踪案时我对法轮功没有研究,只是找人不需要研究法轮功。但是为翟延来申请再审,我必须作详细研究,什么是法轮功?尽管此前我已撰写文章为法轮功抗辩,但我是从法律和道义上辩,而为翟延来辩护,则必须首先详细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要了解法轮功的来龙去脉。
   
   因为判决生效后,当事人虽然有权申请再审,法院确没有法定义务必须受理申诉,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没有新证据,法院不可能受理,所以申诉案难度非常大。
   因此我花了三个月,从网上下载所有能够找到的法轮功信息、文章、书籍及李洪志的各次讲法,并全部精读了一遍;在此基础上,我才真正开始为法轮功全面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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