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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与文明的嬗变

三江源与文明的嬗变
   
   “中华水塔”. 1
   
   从高寒草甸到“黑土滩”... 6

   
   自然因素:趋势性变化... 9
   
   人为因素:干扰强度... 12
   
   瞻前顾后:文明嬗变的视角... 16
   
   
   
   2005年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该规划拟投资75个亿,涉及退牧还草、重点湿地保护、黑土滩治理、生态移民、鼠害综合治理等十大工程。
   
   同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
   
   “青海省委、省政府日前决定,今年对三江源地区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考核,要从以国民经济指标考核为主,转到以生态建设指标为主上来。”
   
   在各地均热衷于“区域间竞争”的氛围下,这着实有点异类的感觉。该报道称:
   
   “全省计划用7年时间,实施完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三江源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将承担实现山川秀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民族团结总目标的重任。”
   
   而今7年的时限已近“过半”。理论动态2008年28期刊登了国务院研究室调研组的报告《三江源生态恢复保护和建设应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近几十年来,在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水资源的涵养功能受到威胁;草场退化和沙化加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
   
   报告主张:
   
   “三江源区所在的几个州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合并,成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区,升格为副省级单位,由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双重领导。”
   
   “抓紧研究出台国家三江源保护法”
   
   这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促使笔者探寻三江源问题的根由。
   
    “中华水塔”
   青海省定义的“三江源地区”在青海省南部,包含玉树州和果洛州全境,以及海南州、黄南州的部分县以及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共16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位于青藏高原腹地。(见图一)
   
   
   图一:“三江源”地区范围示意图
   
   引自:游庆龙等《三江源地区1961--2005年气温极端事件变化》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17卷第2期2OO8年3月
   
   “三江源”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这三条江河影响着下游约300万平方公里5亿多百姓的生活。“三江源”对流域全局水资源的意义可由表一看出:
   
   表一:“三江源”水资源情况
   
   源区
    源区面积(千平方公里)
    源区水资源量(亿立方米)
    源区水资源占流域水资源比重
   
   黄河源
    16.72
    157.9
    49%
   
   长江源
    15.85
    180.6
    25%
   
   澜沧江源
    3.74
    110.0
    10%
   
   合计
    36.31
    448.5
    21%
   
   
   三江源地区降水在时间上高度集中于夏季,由各代表站测得,在6-9月间,降水量不低于全年的70.5%(班玛气象站),最高达到85.7%(沱沱河气象站);而在12-1月间,降水量不高于全年的1.6%(达日气象站),最低达到全年的0.4%(大米滩水文站)。(见表二)
   
   表二:三江源区代表站降水量年内分配分析计算表
   
   
   数据来源:王菊英《青海省三江源区水资源特征分析》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第18卷第1期2007年2月
   
   降水集中使涵养水分成为“三江源”最重要的生态功能。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刘敏超等在《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分析及其价值评估》(环境科学学报第25卷第9期2005年9月)中估算:“三江源”地区涵养水分的能力为1.6469×1010t,即164.67亿立方米,仅为年均水资源总量(448.5亿立方米)的36.7%。薄弱的涵养能力使集中的降水直接转化为江河径流剧烈的丰枯波动(见图二)。
   
   
   A:黄河源--唐乃亥站
   
   
   B:长江源--直门达站
   
   
   C:澜沧江源--香达站
   
   图二:天然年径流年内分配图
   
   取自王菊英《青海省三江源区水资源特征分析》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第18卷第1期2007年2月
   
   据刘敏超等研究,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涵养水分能力,由植被凋落物和土壤两部分提供,其中土壤占到了99.1%。于是,保护土壤,防止土壤流失就成了严重的问题。刘敏超等研究了三江源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土壤侵蚀量和保持量,结果见表三:
   
   表三:三江源地区不同生态系统土壤侵蚀量和土壤保持量
   
   
   取自刘敏超等《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分析及其价值评估》
   
   环境科学学报第25卷第9期2005年9月
   
   表中的“潜在侵蚀量”为完全没有植被时的理论侵蚀量,土壤保持量则为潜在侵蚀量与现实侵蚀量之差。表中对各生态系统同时列出了的总量与单位面积量。数据显示,土壤保持能力最强的是高寒草原(每年每公顷减少土壤流失48.74吨);而土壤保持总量最大的则是高寒草甸(每年减少土壤流失5720.9万吨),占到整个土壤保持量的55.1%。可见保护高寒草甸对防止土壤侵蚀的重大意义。
   
   卫星遥感图像显示,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占总面积的65.37%。从2004年草地类型的空间分布看,高寒草甸占草地总面积的76.18%。(图三)
   
   
   图三:2004年三江源地区草地类型空间分布图
   
   取自刘纪远等《近30年来青海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的时空特征》
   
   地理学报第63卷第4期2008年4月
   
   从高寒草甸到“黑土滩”
   高寒草甸所处的地形主要是起伏平缓的高原剥夷面。由于高原隆起晚,它的岩石风化年限短,风化程度低,所形成的土壤质地粗,大小沙粒及砾石填充其间。土层薄,厚度一般为10--20mm。年平均温度在0℃以下,土壤季节性冻结时间长,有机物腐殖化程度弱,土壤粘结性差,结构松散。年降水量约400--500毫米。
   
   高寒草甸的下部与高寒灌丛呈复合分布,上部与高寒垫状植被接壤。一般海拔3500~5000米。分布界线从北向南逐渐升高。高寒草甸植物的根系盘结,形成坚实的“地毯式”草皮层,耐践踏。其植被组成主要是冷中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常伴生中生的多年生杂类草。植物种类繁多,莎草科、禾本科以及杂类草都很丰富。草层低矮,盖度大。密丛型短根茎的小形嵩草属植物是这里的优势种,这些植物大都具有低矮、被毛茸和营养繁殖力强等适应高寒气候的生态习性。多数草甸植物适于作为牧草,其中有些适口性优异,是家畜的上等饲草。此外,草甸中还有相当多的经济植物,可用以造纸、编织、入药、护坡护堤或作绿肥用。
   
   然而,1976年,青海省畜牧局草原工作队发表《果洛地区“黑土滩”——退化草场调查报告》(青海畜牧兽医科技通讯,1976,(3):8~1O.),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高寒草甸一直持续大面积退化。
   
   首先是原生植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毒杂草群落。毒杂草种子库和无性繁殖库成为植被更新的优势成分,而原生植被成分的有性繁殖能力极低,无性繁殖库遭到极大破坏,草地植被以毒杂草占优势。植物组成中6O%--8O%是毒草和杂草,可食牧草产量仅为退化前的lO~l5%,基本失去了放牧利用的价值。
   
   同时,草皮融冻剥离,盖度由85~95%降低到3O%甚至lO%以下,土壤裸露,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显著降低,导致土壤养分转化受阻,土壤肥力不断降低,土壤养分丢失直至次生盐渍化,土层变薄,退化为沙砾滩,继而成为当地“黑尘暴”的沙尘源。
   
   退化的草地上鼠类活动猖獗。地上鼠和地下鼠的密度和数量大增,鼠洞纵横密布,地面和植被破坏严重。据在达日县的测定,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地,鼠洞的密度高达2715~8400个/hm2,覆盖草地4O%以上的面积。
   
   由于植被和土壤受到严重破坏,原来位于草皮下的黑褐色土壤腐殖层露出,呈现为植被稀疏甚至不毛的景观,藏族牧民称其“沙纳赫塘”,意即“黑土滩”。一些学者称其为“高寒草甸的‘黑土型’退化草地”,这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地的特有现象和特殊景观。在“黑土滩”退化草地面积较大的地方,常使家畜无草可食,牧民被迫迁出,靠“乞牧”为生,成为生态难民。
   
   90年代以来,三江源的生态难民问题震惊了有关方面,青海师范大学王小梅形象地描述了这个问题:
   
   曾经富甲一方的“黄河第一县”玛多县,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全国三年连冠的首富县,然而到9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贫困县。全县4000多个湖泊大半萎缩干枯,严重退化的草地面积占70%。当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亲率大军、施跪拜大礼迎亲时“草湿过马蹬”的扎陵湖畔,如今10万hm2的草场几乎寸草不生,鼠害面积达65%。在2004年7月的实地调查中,据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在玛多县1万多牧民中,70%的人无法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放牧牛羊,只好赶着牲畜远走他乡游动“乞牧”。
   
   在黄河源区的达日县,已有六成以上的草地退化成“黑土滩”,每年还以1.5万hm2的速度扩大。据达日县2003年民政、公安部门的一次暗访结果显示。在总人口不到5000人的吉迈镇,以替人放牧牛羊等方式维持生计的“生态难民”达到一半以上。
   
   同样,长江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县,因县域内90%以上的湿地萎缩,70%以上的河流完全干枯,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而尴尬的现实,即“守着源头缺水喝”。据统计,现曲麻莱县2000多户(约占总牧户的一半)1万多人,25余万头(只)牲畜严重缺水,牧户们不得不为缺水而转场“乞牧”。
   
   (王小梅《“三江源”生态难民问题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1期2006年1月)
   
   于是,人们普遍认为90年代以来三江源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并期望在数年之内实现生态环境的明显好转。
   
   然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纪远等却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们利用遥感图像对整个三江源地区进行研判,最早可得的遥感图像为70年代中后期,由此一直延续到2004年。遥感图像显示,自70年代以来,三江源地区持续发生着草地的退化,图四显示了玛多中部星星海草地退化、湖泊萎缩乃至干涸的过程。
   
   
   图四:玛多中部星星海草地退化遥感影像特征对比
   
   刘纪远等《近30年来青海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的时空特征》
   
   地理学报第63卷第4期2008年4月
   
   刘纪远等将这一时期分为前后两段:前期-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后期-90年代初至2004年,可以发现,退化在加速,但并非“突然恶化”。表四从退化类别进行了比较,各类退化都在加速,唯独“草地好转”在减速。
   
   表四: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程度统计表(引自前述刘文)
   
   
   从各县角度看,均无好转迹象。同德、泽库、河南等县草地退化明显减速,但情况最好的同德县后期仍有6.1%的草地退化;而班玛、久治、治多等县则明显加速,班玛县后期的草地退化面积比前期大158.31%。从总体上看,后期并不比前期明显加速(见表五)。
   
   表五:三江源地区各县草地退化面积统计表(根据刘文提供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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