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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郭贤良致国安(保)警察的公开信

牛克思 2010.3.8


   原载牛克思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niukesiwenji/
   

【本文提要 仁者郭贤良向中国警察沉痛的呼吁: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社会的稳定靠你们维护,社会的进步也完全仰赖你们的支持,历史把你们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没有你们的支持,专制政治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有了你们的支持,民主政治就一定能实现。希望你们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60年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百姓活得更有尊严”还只是一个梦想?这就充分说明了专制政治不是像它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只有民主政治能够解决国内的矛盾冲突!觉醒吧,警察朋友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你们不觉醒,中华民族就不会觉醒,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访民和异议人士。希望你们能够正确认识稳定和进步的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加入推动社会进步的队伍中来吧!】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我是一个普通但勤奋好学的中国人,与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今天给你们写信,是因为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粗暴对待访民、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报道,觉得有必要和你们进行一些交流,让你们能够了解中国老百姓真实的想法。之所以用公开信这种方式,一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你们当中更多的人看到它,如果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最高领导机关,那么肯定只有你们的个别领导会读到,而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它;二是因为你们的工作与其他警察不同,共产党为了不让人民知道太多的事情,对网络进行了严格的封锁,当然也包括对其他警种的警察进行封锁,而政府让你们干的工作之一就是到境外网站搜查异己份子,你们的网络是畅通的,你们会经常上网,所以给你们写公开信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我相信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正义的,你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神圣和自豪的感情,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我理解并且尊重这种感情,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给你们写这封信了。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我当然也希望社会稳定,我知道古语“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深刻含义。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记述,比如从杜甫的诗里,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身处动荡的社会,老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就是我们的父辈,也还会常常对我们讲起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战争年代那些苦难的记忆。所以,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
   
    可是,我们除了要看到稳定的有利方面,也应该看到它不利的另一面,那就是它对社会进步可能造成的压制。稳定和进步是一对矛盾,身处动荡社会的人们盼望稳定,然而,身处稳定社会的人绝不能仅仅以稳定为满足,他们除了希望社会继续保持稳定以外,还希望社会能够不断进步。就好比一个生病的人,会有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这种感觉,可是对一个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人来说,还以身体健康为最大的幸福就不可取了,他除了应该继续维持健康的身体以外,还应该努力工作获取较高的收入,以便负起家庭责任;勤奋学习获取知识,以便正确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热情真诚地奉献自己,以便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温暖。
   
    如何对待稳定和进步这一对矛盾,历来是个复杂的社会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中华民族是有着高度智慧的。商鞅变法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商鞅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00多年的秦孝公时期,当时秦国只是战国群雄中的一个小国。为了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秦孝公打算重用商鞅,让商鞅在秦国推行自己的政策。商鞅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就必须对秦国原来的政策进行改革,比如对百姓户籍重新进行编制,废除贵族的世禄制,改土地公有制为私有制等。这些改革,必然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引起他们的反对。反对派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双方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甘龙、杜挚认为因循先王的政策,保持社会的稳定才是重要的,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进行变革。商鞅则主张礼制、法度要根据时势来确定,治理社会不必采用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代。秦孝公因为支持了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老大,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一味维持稳定而不思进取的思想是不可取的。


其实,一味维持稳定反而得不到稳定,因为稳定是社会和谐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和谐的原因。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资源总是稀缺的,不可能人人都坐在领导岗位上,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因此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不同,导致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地位,人和人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着优势地位的人们,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优势地位,他们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这种优势地位,把别人的抗议都视作不稳定因素。比如,与上级领导有着良好个人关系的人,在干部选拔中就支持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希望由上级领导来决定候选人,上级领导为了建立自己的帮派,当然也愿意把持干部的任免权,这样,掌握权力的人们就把要求放松候选人资格和公开竞选的呼声视为不稳定因素;又如,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希望给拆迁户尽可能少的赔偿,如果拆迁户对赔偿不满而拒不搬迁,开发商就会视其为不稳定因素,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腐败的政府官员因为从开发商那里得到了好处,就会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对拒不搬迁的拆迁户进行强拆。对候选人的控制剥夺了别人发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暴力强拆剥夺了别人分享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利益。这些剥夺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有赖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权力才能够发挥作用。相反,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约束政府权力,最大程度减少公民权利的这种不平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了稳定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十分激烈,据报道,每年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超过了10万起。只是因为这些事件是独立分散地发生在全国各地,所以还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如果它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地区,那不就是一次人数超过1000万的人民大起义吗?这样的起义是没有任何力量镇压得了的。我们不禁要问,人民为什么不好好呆在家里过日子,跑出来和政府作什么对?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野蛮,有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大资本一边滥用职权,对刚刚获得温饱的平民大肆掠夺,当老百姓有事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却玩忽职守,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就拿房地产开发中的拆迁来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居民没有不希望开发商征收自己房产的,因为一旦开发商看中了自己的居住地,自己的房产就会大幅升值,居民往往可以从开发商那里得到市场价值两倍以上的赔偿。这样,拆迁户就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在中国,开发商看中自己的居住地却是噩梦的开始,居民往往只能得到不到市场价值一半的赔偿,有的甚至低到10%以下。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人做出牺牲,如果对拆迁户都给予市场价值两倍以上的赔偿,那么经济建设就没法搞了。这种说法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胡说八道,因为开发商要开发一片土地,一定是有利益才会干的,他们在开发前都要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对投入产出进行仔细分析。如果项目无利可图,那么他们靠压低拆迁户的赔偿价格来赚取利润就是抢劫,如果项目有利可图,那么让拆迁户分享一点经济增长的好处又何尝不可呢?为什么在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的时候,却还盘算着别人的内裤呢?诚然,贪得无厌是人的本性,但是要让这种恶劣的人性得以实现,没有政府的暴力支持是做不到的!
   
    在中国由于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导致的社会矛盾还有很多,比如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问题,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冲突问题,教育平等的问题,医疗改革的问题,农村户口的问题,机会均等的问题,司法公正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必然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仇恨。春节前一位农村朋友邀请我到他家里吃杀猪饭,在和当地农民交谈时,其中一位农民问我:“我认识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恨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还能够统治中国呢?”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独裁和民主的差别。在民主国家,只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对执政党不满,执政党就得下台,所以民主国家的社会矛盾不会积累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独裁国家就不同了,即使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执政党不满,执政党也还要继续执政,因为它掌握着枪杆子。但是,社会矛盾却不会因为执政党掌握了枪杆子就自动消失,而会越来越尖锐,当社会不能再承受这种矛盾的时候,巨大的动荡就会产生。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原因,独裁政府只会在这种改朝换代的动荡中垮台。独裁政府垮台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这种大动荡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一切有识之士都不愿意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是这个大灾难正是由于独裁政府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积累起来的,不跨越这个大灾难,社会就不会进步。

由此可见,独裁国家的社会进步是非常困难的。看来,稳定和进步在这里必须作一个了结。寻求既不危害社会稳定,又能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是我们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需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我们的主流媒体总是把“反右”运动说成是共产党偶然犯下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所为,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自欺欺人的。镇压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设置“610办公室”打击迫害法轮功信徒、大规模逮捕1998年组党运动的异议人士、重判郭泉和刘晓波,这些是不是偶然错误?如果一个疯狂的错误可以因为偶然原因而犯下,谁能保证共产党不会犯第二个、第三个、第无数个“偶然”的错误?
   
    你赞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吗?遇罗克就是因为批判这种血统论观点,在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逮捕和杀害的;你赞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攻击林总(指林彪)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这种说法吗?然而这种鉴定反革命的公式至今还在使用!人们痛斥割断张志新喉管的狱警,可是今天法轮功信徒不是正遭受着活摘器官的酷刑吗?把砸烂公检法、不经审判就关押政敌的行为说成是“四人帮”的专利,可是今天公检法虽然完好无损,高智晟被公安机关带走后,同样未经审判关押了一年多并且至今杳无音信又怎么解释呢?凡此种种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件,绝不是什么“四人帮”的专利,而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只要专制不垮,“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政治迫害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下去,只是不同的时代迫害的对象不同,针对的具体事件不同罢了。也许你们当中有人会说,对那些动乱分子、法轮功分子有什么法律好讲!我想告诉你,江青和康生也是这么说的: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有什么法律好讲!对彭德怀、陈毅这些反革命分子有什么法律好讲!高皋和严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一句“四人帮”践踏法律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姚文元在日记里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杀人的人总是嫌所杀的人不够多!既然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为什么唯独你就是对的呢?事实上,所有期望摆脱法律约束以打击政敌的人都可以这么说。克服这种企图摆脱法律约束的冲动,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制度,使摆脱法律本身就成为一种罪行,才能让执法者依法办事,否则就永远是有法不依。而要让摆脱法律约束的行为成为一种罪行,又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立法不独立,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罪行;司法不独立,即使法律文件上规定了这种罪行,法院也不会公正审判,甚至连立案都不可能。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是最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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