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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孙中山的“联俄容共”

《还原蒋介石》:孙中山的“联俄容共”
   
   南郭点评:共产党除了依赖暴力以外,最重要的手段乃是欺诈,我曾在《论中共的骗子本能》充分论证了中共极权暴政是个典型的骗子匪帮政权。共产党的欺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世界上没有不诈骗的共产党,一旦共产党不再欺骗,它连一天也无法生存。因此,正如蒋介石早在1923年11月考察苏联归国后所下的结论那样,“共产党不可信,对苏共所说的话,最多只能信30%”!共产党以欺诈始,必以欺骗终。中共公然伪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是中共流氓公然欺骗的又一经典例证。
   
   2010年10月3日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十二、孙中山“联俄容共”
   
   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者是共产国际的马林于1921年12月赴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的,当时中共所有的党员一共只有423人。[1]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最初提出此建议者是共产国际的荷兰人亨得里卡(Hendricus Sneevliet)。
   
   1921年底,经陈独秀介绍,马林到桂林找到正在忙于准备北伐的孙中山,此前马林已会见陈炯明,但两人话不投机;在张太雷陪同下,马林于12月23日抵桂林(孙中山的北伐总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了两次长谈,在场的有胡汉民,许崇智和其他国民党要员。马林建议:①重组国民党,以便向全社会扩大其影响力;②建立军校,以便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的基础;③国民党应与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马林确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于是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未作肯定答复,仅是表示同情苏联革命,但怀疑适宜苏联者未必适于中国。马林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 孙答:“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马林再问:“为何你毕生致力于革命?”孙答“因为我爱人类”。马林对此答复感到迷惑不解,事后他对张琦说:“以人类的名义进行革命只能失败,成功的革命必须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2]
   
   1922年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会议,列宁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涛讨论了国共合作事。中共在苏联的强压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不接受。孙认为自已和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他并不想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座,由于孙不接受共产党以平等地位组成联合,马林被迫同意共产党人不以共产党的身份,而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当孙中山被陈炯明于1922年8月赶出广东转到上海后,马林赴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并促使他用军事手段,取代以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广东的任何企图。孙中山因对西方列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寻求苏联的帮助。马林同年9月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新进展,基于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决定放弃扶持北方军阀吴佩孚的努力,转而扶持孙中山。马林在苏共党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点,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新起点。[3]随后苏联政府委派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孙中山保证:实现中国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以依赖俄国的援助。[4]
   
   1922年8月越飞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见孙中山,告知苏联拟帮助他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孙此时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急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以实现其毕生奋斗的目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绝对独立的力量,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故命令中共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必须保持其绝对政治和组织独立。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民党的合作者。”于是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其决议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应居于领导地位”。[5]
   
   苏联驻北京外交代表越飞因争取北京政府承认失败后,于1923年1月7日抵沪与孙中山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于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上海宣言》:①孙博士认为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②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6]③ 双方同意:“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即‘联俄’的前提条件)。 “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 (此即‘容共’的条件)。④苏联承诺向孙中山提供200万金卢布和武器援助。
   
   该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而非与共产党员名义加入国民党,更非国共两党之间的平等合作。据说当年的蒋介石相当激进,他于1924年说:“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7]。但此说吾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因为蒋从莫斯科考察归国后,对苏联政治体制有明确清晰的否定性结论。
   
   尽管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他的顾问却明智地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8]。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三叉”政策:①派共产国际代理人进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②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权从中国取得的特权,并派外交代表到北京;③派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代表说服和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联援助。[9]鲍罗庭评价孙中山:“非常迟钝,他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力非常差。他经常用一种大街上行人的简单方法理性。他自认为是英雄,其他人则是暴徒,他仅是一个乐观的小暴君。”孙中山称国民党有3万党员,但仅5-10%积极参与者。然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唯一核心,拥有独特的能提供合法性而军阀们所不具备的民族主义观念。”英国驻华总领事基勒斯(Bertram Giles)认为孙中山“有朝一日,如果他活着的话,他将统治全中国,他是狂热,执着,不可预测的;依我看他是一个麻烦人物,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伟大的种子。”[10]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此时陈炯明已被赶到广东东部。孙中山自已没有军队,依靠广西雇佣军,每月支付他们35000元,但雇佣军仍然偷商店,设赌局,开妓院,贩毒品。一个对中国人素有好感的美国旅游者哈里(Harry Francke)说:“中国没有任何一省比孙中山和他的军队控制下的人民过的生活更悲惨,它或许是中国管理最差的城市。当局强制富人借款,对一切东西均加附加税,全市有800家鸦片烟馆”。
   
   苏联政府派鲍罗庭(Micheal Borodin)于1923年10月6日抵达广州,他并非国民党邀请,而是苏联政府主动委派,给孙中山的介绍信称:“我党最老的一名党员,有多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苏联永久和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情进展将极大加速。”[11] 鲍以罗斯塔通讯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达广东,他是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的确切任务未定义,主要是重组国民党并向国民党注入生机;随即成为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庭一开始便相处甚欢合作良好。鲍说服孙,国民党应改造成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并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在后面支撑。孙接受了鲍推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党纪,重组国民党成金字塔结构,中央执委会在最高层,同时坚持他的‘三民主义’。[12]鲍罗庭基于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国民党新计划,并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结果,国民党被改造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粗糙的复制品。引进了布党的煽动宣传术,创建了一支有国民党观念的军队。1924年5月由苏联出资金和军事顾问,创建了黄浦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凯任党代表(廖于1925年8月被暗杀,由邓演达继任军校党代表;据称胡汉民和许仲青(Hsu Chung Chin)涉嫌,鲍罗庭令两人出国),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苏制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广东。鲍罗庭非常器重蒋介石,鲍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均必须服从蒋介石将军”。[13]蒋介石常在军校大会上说“孙中山指示我,鲍罗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有关政治问题,他的意见应当接受。”“苏联同志对我党是真心实意的,你怎么能说鲍罗庭是一人专制呢?”[14]
   
   [1]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1991)p.6。
   
   [2]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32.
   
   [3] 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 Kommunistische Sept 13,1922.
   
   [4]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540.
   
   [5]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1.
   
   [6]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7]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p.25.
   
   [8] 李劼在“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 文中称:“孙中山翻来复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 “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南郭点评:李文很有瞎编乱造的味道,诸论与史实严重不符。是苏联主动多次找孙中山,列宁仅是建议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而非建党;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何来赞不绝口?孙中山从未改变三民主义的内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完全是包罗庭和中共于1927年4月以后伪造强暴孙中山意志的欺骗谎言。
   
   [9]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22.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Penguin Books, 1969,1980).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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