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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暴政对我的八次政治迫害(中)


   中共暴政对我的八次政治迫害(中)
   
   郭国汀
   

   中共第五次对我的政治迫害,是由私人感情引起的。一九八六年七月通过征婚,我认识了一个女友。之所以通过征婚方式认识女友,是因为我的声誉已经被毁;因大学时代这场精神病风波,我的女友跟我拜拜了。当她得悉我被当作精神病后,虽然她并未指责也没有表示,我主动要求终止关系,她同意。尽管非常伤心,但我非常自信,非要找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
   
   通过征婚,我认识了一个北国的眼科医生,两人海阔天空很谈得来,她学理工科,我是学法律的,事实上我们个性也很合得来,很快便决定结婚,在已经决定结婚之后,我把我的历史全部毫无保留的告诉她。包括被当作精神病这件事,首先把我的所思所想,思考了哪些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全部告诉她,她完全赞成我的政治观念,甚至称我是天才!我的观点她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告诉她,因为我的这些政治观念而被吉林大学中共党总书记当作精神病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强制洗脑21天!
   
   她当时完全能理解,也能接受,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她却完全变了。她大概认为我进过精神病院,这种阴影挥之不去,我们原定于1987年春节结婚,结果在结婚之前,她抛弃了我。因为此前有个北大哲学研究生追求她,而她选择了我,如今当我如实告诉她我曾进过精神病院,我既没有硕士文凭,又有精神病院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显然更优秀,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北大研究生。
   
   在那种情况下我告诉她,一切都是历史的误会,我说如果她抛弃我她将来肯定会后悔,因为世界上达官贵人有无数,然而郭国汀只有一个!我也告诉她我准备考研究生,她也正在准备考研究生。结果八七年二月我通过了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考试,而她大概力不从心而失败,同时,北大研究生又把她给甩了;在他人的挑唆下,她把自已所有的不幸全归罪于我。
   
   然后她把我给她的情书,特别是她抛弃我时我的回函,在信中我向她作了详细解释,旨在说服她回心转意,在该信中我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民主和专政永远不可能摆在一起,中共的政治制度把这两者揉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制度只能是“虚假的民主真实的专制”。我抨击人事制度是一种反动的制度。因为当年,如果两人分居两地要调在一起,难于上青天,实际上我们俩最终分手跟调动困难绝对有关,由于我非常信任她,才会给她写心里话。她却把我这封信作为罪证,拷贝了很多件,给司法部、厦门大学(她知道我正在办理调到厦门大学任教的手续)和福建省司法厅分别控告我。
   
   谭成祖刚从江西波阳调任福建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他曾被打成右派20年,吃过中共不少苦头,但谭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精于争权夺利打压异已,他调任事务所主任后,立即排挤原来的主任赵修果,并一直拉拢我,因我拒绝他的拉拢,他居然鼓动我的女友控告我;本来女友仅是向律师事务所抱怨我玩弄了她的感情,并没有控告,谭成祖主任写信鼓动她去控告我,她受到谭的鼓励后,对我的控告由原来的玩弄他人感情立即升级为“强奸”!把我给她的几十封情书,都当作‘罪证’。
   
   由此我再次受到共产党严重的政治迫害,迫害依据就是我的私人情书,从法律上讲完全非法,因为私人信件不可以追究公民责任的依据。而司法厅处分我的文件,所依据全部是我的私人信件。一九八七年底,福建省司法厅给我行政处分,取消我的律师资格一年。给我的定论说我“思想反动”、“道德品质问题严重”,说“道德品质问题严重”这个罪状是没有文化的人写的,本身逻辑不通,但它却是中共省级司法机关文件认定的;而当时的我的思想、道德品质非常优良;那时我认为自已堪称“圣人”。因为我在道德品质方面无懈可击,而且当时我确实想当圣人,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非常高。可是共产党对我的处分,通报全省司法部门,报司法部备案,换句话说共产党把我的名声给毁了。
   
   情书中有些言辞太亲热,在情人之间是享受,若公开则很容易毁人名声,这也是为何法律严格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原因;共产党这一手实在可恶,它等于把一个圣人给毁了,我原来一直想当圣人,当年我已二十八岁却还是个童身!这次沉重打击跟一九八四年的精神病风波,从精神、生理、及名誉和政治各方面彻底催毁我,精神病风波对我的打击是思维、精神、和生理上的沉重打击,把我的超常思想能力毁掉了。
   这次则是政治和名誉两方面的严厉打击,宣告我的政治生涯的死亡,因为它定论我“思想反动”。为避开福建,此后我每年都报考研究生、托福考试及赴英国留学的司法部考试,但所有深造权利被一概剥夺,一直剥夺到一九九二年,我坚持连年报考但均被拒绝报名。
   
   当年在中国大陆参加研究生及托福考试,要单位出具证明,也就是说要司法厅出具证明我才能参加考试,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司法厅没办法再阻止只得同意让我考试,结果一九九一年我再次通过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专业研究生考试。八七年我考上该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后,司法厅制止我上学,因为女友告我;第二次则是上海海运学院将我拒之门外,原因是我的政审,司法厅政治处长‘笑面虎’曾长春在我的政审材料做了大手脚;他给我的政审结论是:“此人政治思想反动、不宜从事涉外工作”。国际法和国际海事法研究生,主要是培养涉外人才,按共产党的定义我不宜从事涉外工作,所以海运学院将我拒之门外。
   
   我马上要求把我的材料转到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认为只有开放的大学,可能会考虑我的入学资格。因为当年,我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跟一般的候选人比较,我的学术成果、实践经验成果很多,已经出版两本海商法专业译著,还发表了100篇海商法论文与案例分析。如果导师想要招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我应是最佳人选。可是海运学院拒绝我,厦门大学同样拒绝,北京大学干脆装聋作哑!原因很简单,一切源于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因为如果有此种档案评语,凡是中共控制的大学和任何机关,都不可能再要你,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它表面上同意让我考试,可是随后在下面做小动作!司法厅政治处长曾长春跟我个人无冤无仇,实质迫害者就是共产党,它就是搞阴谋的方式剥夺你的权利,这是在我的生涯中第五次受到的中共政治迫害。
   
   中共对我的第六次政治迫害,是我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一次迫害。一九九O到2005年3月,我由于受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代理一家香港公司,跟厦门一家大国际贸易公司打官司,这是一起国际货物买卖争议案,厦门这家公司,在二审时请了北京的两位‘太子党’律师,其中一个是刘复之的儿子,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分管经济的副院长谭德华的儿子。刘复之当过中国司法部长、公安部长、总检察长。也就是所谓中国司法界的‘三公’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儿子这类太子党当律师,纯属依靠他父辈的权力和他的关系网打官司。厦门公司二审请的这两个律师,一个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儿子,一个是司法界三公的儿子,由于他们的介入,这个案件从一九九零年一直打到今天(2010年10月)仍没完没了;而我作为香港公司的代理律师打这场官司,受到了中共第六次政治迫害。
   
   刘复之的儿子通过司法部强迫司法厅责成我作检讨,如果我不检讨,那么将再次取消我律师资格,这发生在一九九五年11月,当时我在香港一家英国律师行(Richard Butler & Co)做实习律师,半年后必须回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恼火,因为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我非常清楚,我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正当合法的,所以我拒绝作检讨。
   
   我的律师证已经被扣了半年,但是我回福建后仍然不还给我,它们想继续逼迫我作检讨,我回国后没有律师证,不能执业,最后是由我的合伙人写了个检讨,我签名;最后是因为我不顾一切摊牌声明若再不归还律师证,我将调北京,上海或海南或出国,然后后才拿回我的律师证,由这事可想而知,共产党迫害人,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状态,不管你做什么事,它都要用各种方式毫无理由、根据、毫无原则的迫害。
   
   这次司法厅对我的迫害应该是被动而非主动所为,因为一九九五年我在中国律师界及法律界名声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律师,无论从业务水平,还是从口碑声誉,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律师,司法厅这时不是主动想迫害我。原来迫害我的那帮人全部退休离开了,新上来的这一帮当权者迫于上峰的指令来迫害我,它仍然拒绝把律师证还给我,最后我跟律管处长陈立达公开摊牌,我说,如果你们继续不还我律师证的话,我将调北京或上海或海南,如果中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将出国。
   
   当时因为我已有相当名气,他们不舍得让我走,想把我留在福建省,因此他们才归还我律师证。司法部责令我作深刻检讨,通过以后才放行。这件事促使我对中国司法体制有很深的思考,当年(一九九五年),刘复之的儿子刘红宇据说他的出场费是人民币五万元,他的收费是全世界律师最贵的,凭的就是中国司法体制下这种共产党党控一切的作派,厦门公司请刘红宇和唐军两个律师的费用是八十万,我的律师费是五万元,按着收费标准,我收五万元是属于平均数,当然我要收十万律师费也可以,但是对方收八十万元绝对没有任何道理。
   
   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呢?他们当然要搞关系行贿,一是他要买通方方面面的人,他们给厦门公司打保票,保证将案件翻过来,事实上二审确实被翻案。我的当事人绝对不服,所以打到最高法院再审,最高法院审查后确认这个案子确有错误,因为这是一边倒的的案件,最高法院一九九八年直接把这个案子从福建省提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对此案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份,进行了公开审理。也就说该案经过最高法院立案再审且经过公开开庭审理,这个案子已经一清二楚,没有任何异议,谁胜谁负是很清楚的,但是直到今天最高法院仍然拒绝作出判决,如今已经十二年(若从一审起算已经二十年!)如果说此案我方应该败诉,假定从法律,证据、事实,我方应该败诉的话,那么最高法院会毫不犹豫地判我方败诉。因为对方两个律师都是共产党高官子弟,正由于该案是一边倒的铁案,因此,最高法院直到今天不敢下判,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案子百分之百要判我方胜诉,它就是采取拖的战术,把活人给拖死,把死人给拖活!如果不是我的当事人是个香港公司,多少还有一点钱,谁能打得起这种官司?公司如果实力不够的话,早都被它拖垮了,这场官司实际上是福建省当年最大的涉外经济官司,现在当然早已是小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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