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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评论第六十七集: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滔天罪孽

郭国汀评论第六十七集: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滔天罪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郭国汀评论。

   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评论的最后一讲,中国共产党极权流氓暴政的滔天罪行。共产党党内争权,例来不择手段,相互残杀,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中共跟苏联共产党一样,起家就跟秘密警察密切相关。1928年4月,周恩来建立起中共第一个秘密情报机关。

   这里有必要提及,周恩来是中共第一个特务头子,中共特务头子往往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比如陈赓、陈云、康生、顾顺章都是中共的特务头,而顾顺章原来是个黑社会头子,他跟陈赓曾经一起在苏联专门学过暗杀术,他们破获了朱德前任妻子何芝华叛变事件。何芝华当时准备用350名中共党员名单来换取5千银元和外国护照,结果被陈赓和顾顺章发现,然后陈赓和顾顺章袭击了在睡梦中的何芝华夫妇。

   1931年4月25号,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大量中共最高机密,如果不是陈赓事先秘密安排特务打入了国民党高层,一个特务叫作李克农,另一个叫作钱壮飞。李、钱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不是他们两,当时的中共中央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因为顾顺章掌握了中共所有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顺章的妻子,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这些人除了顾顺章的儿子以外,其它人全部是中共的特勤人员,都是中共特务,但其它人都没有叛变,与没有任何叛变意图,只有顾顺章一个人叛变,执行任务的人就是康生,周恩来的命令是全部干掉。

   1931年1月17号,康生为了巴结当时中共领导人王明(中共总书记)在上海出卖了中共高干何孟雄和20多个中共地下党员(何是李大钊创办的中国北京大学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8人小组成员之一,包括张国涛,罗章龙,何孟雄)。他为什么出卖呢?因为何梦雄当时在中共党内实力很强,完全可以跟王明竞争最高领导权,所以康生为了巴结王明把这些人出卖给国民党,假国民党之手杀掉潜在的强劲竞争对手。康生还出卖“左联五君子”中共外围组织的文化人。这些事实,后来由军统特务披露出来。这证明中共在夺权以前就是流氓成性的。然后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正打的不可开交,而毛泽东的共产党在延安却关起门来整风三年多!

   整风的目地,实际上就是权力斗争,是毛为了跟以王明为首的苏联派,争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同时对所有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强制洗脑,用抓特务方式刑讯逼供、大抓特务,也滥杀了不少人,更重要的是强制阉割了众多热血青年的精神灵魂,使他们变成没有独立思想唯唯诺诺的奴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5月到10月,林彪的四野围困长春战役,故意饿死长春市民至少16万人,另一说是饿死了30多万。林彪实际上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他一直请示毛泽东,能不能放行那些难民,但是毛泽东下死命令就是一律不得放人。结果经过5个月的围困,长春市原有50万人,到解放军进城时,只剩下7万人,这43万人当然很多已经逃走了,至少活活饿死了16万人!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人被活活饿死,那是什么滋味?人要饿很久才会饿死,所以整个长春树皮、黏土被吃得一乾二净,所有能吃的全部都被吃掉了,长春还出现卖人肉现象,但仍饿死近20万人。上述几个方面,是中共建政以前所犯下的滔天罪孽,而中共建政以后在和平时期的滥杀无辜的罪孽更是骇人听闻。

   第一,中共暴政的第一项罪孽即是在1949年到1951年,中共在大陆推行所谓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最早源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在延安时期有所缓和,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不再大杀地主;在1931年至1935年期间,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地主富农抓起来当人质敲诈勒索,榨干了油水再干掉。

   而1949年的土改运动(此前在所谓解放区早在1946-1949年便已大规模展开杀地主抢富农的土地运动),是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的土改,按照披露的历史资料,中共政权屠杀了200万到500万人之间,具体数字因为档案没有解密,目前无法确证。另外至少有400万人到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共有2千多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而中共土改的真实目地,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二是经济原因,三是社会原因。

   因为1950年6月,中共7届3中全会提出了8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土地改革。毛泽东说,“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甚么意思呢?就是要抢劫富人的金银财宝,充实中共政权财政。从理论上讲,土改杀人的权力是在县下面的区级,而实践中则乡一级大量杀人。

   土改时杀地主,不需要定罪,只需要地主身份就足以杀头;而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公然杀人抢劫运动。当然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追到马克思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土地改革,共产党杀地主只需要你有土地。这是荒唐透顶的理论。如果说这个理论能成立,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官员,99.9%都应当就地正法,因为共产党贪官污吏通过特权抢劫所积累的财富,超过当时中国地主1百倍、1千倍、1万倍。

   第二,中共暴政的罪孽表现在1949年到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大杀\特杀旧政权党政军文教人员。苏联斯大林是在夺取政权,近20年后才开始大规模大清洗。毛泽东则藉“抗美援朝”之机大开杀戒,滥杀无辜。

   

   镇压反革命是用溯及既往和类推的方式,目地是消灭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行政文教人员和宗教人士。那么杀多少人呢?毛泽东自己承认70万。实际上另外有一个数据,镇反运动至少杀了300万。

   比如,中共自称消灭了200万“土匪”,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但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承认“杀了100万人”,1954年一月公安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上说共杀反革命712000人,关 129万,管制120万。而公安部长罗瑞卿估算杀了4百万人,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共镇反一共屠杀了6百万。所以中共在镇反运动中到底杀了多少人到今天仍然是本胡涂帐。我认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确认的杀了四百万反革命的说法可信度非常大,因为作为公安部长,他能撑握所有的镇压机密,他不可能造假跨大杀人业绩,而唯有可能缩小杀人罪责,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杀70万,杀了70万人只能是暴君,无法无天的混蛋才能干出来的;如果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绝对不敢犯上这种滔天大罪,因为杀人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头等大罪。

   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列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的罪孽有多么深,这些指示都是毛泽东著作,讲话,白纸黑字的罪证。

   比如1957年1月17号,毛泽东指示“湘西准备继续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新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地主威风还没有打下来,一贯道甚为猖獗’”。1951年1月21号亦即四天后,毛泽东给上海市市委批示,“在上海今年要处决1~2千人,春季处决3~5百人;南京春季争取处决1~2百人”,第二天(1月22号),毛泽东又电告华南分局广东负责人称,“你们已经杀了3,700人,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毛泽东指示上海和南京负责人说,“上海是有600万人的大城市,我认为今年内至少应当杀3千人。上半年至少应当杀1,500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当在南京多杀”。然后又过了几天,2月17号,北京已经一夜之间逮捕了反革命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58人,3月7号又逮捕1,050人,2月25号枪决199人;天津市三月份处决150人,然后计划再处决 1,500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并转发各地。

   早在1950年全国各地便已展开滥杀,例如:1950年4月27-28日,仅上海逮捕至少10000人(按国民党的报导是25000至30000人);从1950年4月27日至5月31日,上海逮捕了300000人;而枪决人数:1950年4月29日南京376人;1950年4月30日杭州市50人,上海293人;1950年5月6日上海32人,苏州40人;1950年5月23日北京221人;1950年5月31日上海208人;按周恩来报的数字是:广东一省在1950年10个月内,共逮捕89701人,其中枪决28332人。

   1951年2月17日,北京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逮捕1050人;3月25日枪决199人。天津市3月已处决150人,计划再处决1500人;毛对此高度赞赏转发各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随即报告中央:“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馀人的基础上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一举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处决284人,5月9日再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此后每隔数日即枪决一批,少则20-30人,多则150人。

   4月22日,毛泽东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杨北京一天处决200名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

   1951年5月,两广地区业已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省仅4月间便处决10488人;

   至1951年4月底,华东共捕反革命358000馀人,处决108400馀人;到10月统计数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8385人,杀139435人。

   中南地区至5月中旬业已处决近200000人;毛泽东于1951年4月20日至电中央局书记:“2月 中央会议决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出。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 须超过千分之一才能解决问题。我看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应将许多犯人从事生产。。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要求杀千分之三,我觉得贵州已杀13000人,可允许再杀一万多一点。”

   川西区委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1188人,12月杀942人,1951年1月杀1309人,2月杀3030人,3月杀1076人,4月杀844人,5-6月再杀403人。

   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底公布已捕150万人,已杀50万人。饶漱石报告中央称:华东在押26万犯人,年内至少再杀3万人。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进行了新一轮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新逮捕71128人,处决10727人;而还进一步准备第三阶段的镇反,要求再捕55000人,再杀12279人。

   江西省第一期杀17699人,关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期杀7402人,关5954人,管14013人另自杀和病亡767人;第三期杀1019人,关13697人,管4985人。合计杀255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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