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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与公民权利》

   2005年7月18日傅申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 www.dforumc.org [email protected]

   亲爱的公民: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上访与公民权利》

   在中国,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很多,而上访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种。五十年代初,上访是少之又少的,后来由於政治运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上访申辩的人群不断涌现,直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仍有增无减。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上访人群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容多元化了。上访者主要是在经济、生活、宗教和文化等各方面遭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目前下列三类上访者居多:一是国有企业被强迫买断工龄的工人:二是被强占土地的农民;三是被强拆房屋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的城市居民。就北京来说上访者甚至形成了上访村,上访变成了持久不息的柔性抗争,演化出地方政府与上访者封锁和反封锁、追捕和反追捕的种种事件,近几年还不断演变出自杀、自焚的恶性事件。国家信访局表示:百分之八十的上访者是有理的,但问题得到解决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并且,一半以上的上访者还因为上访而遭到各种各样的报复。到了今天,上访与其说是希望政府主持公道,还不如说是向社会发出不平之鸣,用这种方式来集体抗争。

   上访制度引导民众把维护自身权利、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上,甚至寄托在某一位官员的干预。这种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法律没有权威,依法行政和司法独立根本就不存在。有人提出:废除误导民众的上访制度,代之以引导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提议者的愿望很好,但中国的现实是权大於法。上访人群的源源不断足以说明: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一旦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没有办法依照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根本的解决之道在於,确立法律的权威性,从制度上保证依法行政和司法独立。而在朝这个方向转变的过程中,社会舆论这个无冕之王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有报导说:去年国家环保局公布了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的名单,对这些城市的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其中洛阳、三门峡和咸阳等三个城市经过一年的努力,下了黑名单。看来,资讯公开和舆论的干预,比行政干预的作用大得多。

   如今,在各级官员的素质普遍低下,各地官员与利益集团勾结侵犯民众权益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让资讯公开,让新闻自由,让社会舆论这个无冕之王充分发挥作用尤其重要,那是停止上访人潮,引导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的,社会成本最低的解决办法。

   各类媒体的工作者首先要有法律的规范,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殃殃大国,到了二十一世纪,居然还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实在是讲不过去的。没有这个法律,就谈不上新闻工作者的人身保障,就谈不上舆论的公正和自由,也就谈不上广大公民的各项权利。历史再次呼唤新闻出版法的诞生。

   人们不远千里到北京上访,不是钱太多要到首都旅游,而是因为在地方上得不到公平和公正,迫不得已付出经济和精神等各方面的巨大代价上访。北京不断扩大的上访人潮说明各地官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日益衰退。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官员的素质就是那么差。中共中央党校二零零三年以县级以上官员为对象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被调查者中,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缺乏或较弱的占一半以上;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弱或手足无措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依法执政、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则有将近一半显得较弱。保守的说县级以上的官员昏官就占了一半以上,而贪官和恶官有多少呢?那无从统计但数量绝不会少。县级以下官员的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原因很简单,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官场上,升官的法则是以人选人,因此在升官的捷径上人头攒动,跑官、买官、要官、骗官甚至害命谋官无所不有。而正常的升迁渠道则闭塞不通,千里马只能困死槽枥。六十多年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与毛泽东谈到中国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兴亡周期律,希望中共能跳出怪圈。毛泽东说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然而中国至今还没有民主,中共也没有走出新路。四中全会要讨论执政能力建设,被认为是中共要跳出怪圈的重大努力,这恐怕又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不废除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改变一元化领导的实质,不形成权力制衡的机制,中国官场的腐败可能改观吗?中国官员的素质可能提高吗?中国上访的人群会消失吗?那是不可能的。

(2010/10/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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