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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走向宪政的突破口……与赵小麟先生辩驳

   1999年1月或2月刊登于《自由时报》《民主论坛》专栏上

   

   也谈走向宪政的突破口

    ……与赵小麟先生辩驳

   傅申奇

   

   读一月十日《自由时报》《民主论坛》上赵小麟先生的文章《走向宪政的突破口》,颇感震惊。我震惊于赵先生不了解情况而大发议论的勇气,也震惊于赵先生的逻辑混乱和语无伦次。

   赵先生开门见山就说:“国内民主党人组党,应该说走了一步臭棋。”但在文中他又说:“我非常欣赏山东民主党在首次亮相时的作法:刘连军等人首先就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说,按赵先生自己的说法,山东民主党人走了一步好棋。还承认说:“国内民主党在务实。”所以赵先生的开门见山就错了。

   接着赵先生唠叨了几句根本不需要他费神“启蒙”的“宪政”一、二、三之后,推出了“民主党人的历史任务”一、二、三。象我这样没喝过洋墨水的草民就给弄糊涂了。既然民主党人“组党”都是不应该有的臭棋,不存在民主党人,那么从什么地方崩出来“民主党人的历史任务”呢?究竟谁糊涂了呢?

   我确实不指望从这么糊涂的理论家那里得到什么“启蒙”,我想一般读者大约也不会心存这种指望。

   也许我的理解力低下,读完通篇文章,我觉得我的大脑给灌了一罐浆糊,这里除了一些装腔作势、坐而论道的秀才们惯于发表的空乏议论和对民主正义党及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攻击之外,就是体会不到中国走向宪政的突破口究竟是什么,看不到赵先生对国内组党运动作了什么认真严肃的分析,或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因此,我无法把赵先生的长篇大论当作一种完整的观点来对待。但是散见在长篇大论里的许多论点和提法还是具有一点代表性和普遍性,还是值得加以商榷和讨论。

   赵先生断言:“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的问题。”在后面,赵先生又批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有了这一条,中国的法律就成了老祖宗的法家之法、酷吏之法,而不是宪政之法。”“使党高于法律之上,‘宪法’于是回到了封建社会的法家之恶法。”“党大于法,那么法律就是党魁之言的镶金刻玉: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无法保障”。

   既然是这样的恶法,赵先生不至于要求全体人民去依这种恶法吧?但赵先生又把不依恶法的民众说成是“刁民”,进而把中国社会说成是“刁民社会”。依了恶法变成了封建奴才,不依恶法又变成了刁民。赵先生究竟希望人们怎么办呢?

   “有法不依”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许多法治国家都存在,即使民主中国建立起来,这种问题还会继续存在,绝不是“中国现阶段的问题”。

   “权大于法”倒的确是中国现阶段的问题,而且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大于法的是什么权呢?是一党乃至最高党魁的独裁权力。而结束这种独裁权力恰恰是中国走向宪政的突破口。

   我认为:要结束这种独裁权力只有两个途径,要么是通过和平的演进,使共产党从超社会、超法律的力量变为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存在和活动的一种社会力量,修改宪法,使宪法高于一切。要么在民众大规模奋起的革命中,废除独裁权力极其恶法,代之以民主宪法。

   赵先生不是这么看的。他说:“革命条件不成熟时,不应轻谈革命;修宪条件不具备时,也不要妄言修宪。”他还嘲笑浙江民主党人提出修宪要求是“冒进”。

   赵先生开出来的药方是“辅助人民大众对政府机关大打刑法、民法官司,直至违宪官司。”

   我不否认,打官司对于增强原告、被告及旁观者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好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向来很重视这一点。郭罗基先生的打官司就是一个范例。

   我不知道赵先生是否自己或辅助民众打过这种官司。我自己打过这种官司,也辅助别人打过这种官司。

   我被无理判处劳动教养三年,我对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开庭时旁听的全是穿便衣的劳教所干部,法庭辩论后,连这些旁听者都认为我应该胜诉。但结果是维持原决定。

   其他民告官的案例,我也知道有极个别是胜诉的。但就我国的现实来说,极大部分是必然败诉的。而胜诉的也往往是由于更大的权力加以了干预。所以依据我国的“法家恶法”打的民告官官司,一般产生两种效果,要么正义不能得到伸张,使伸张正义的愿望和勇气受到挫伤;要么通过攀关系、找后台赢得了官司而对权力更增加崇拜。总之,结果是对法律更深一步的失望,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得出结论:法律是假的、不重要的,而权力才是真的,关键的。

   试问:这样能使民众增强对法律的尊重吗?能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吗?如果能,请赵先生举几个实例给我们看看。如果赵先生举不出例子,我建议赵先生运用自己的才学,辅助国内的民众或民主党人打一个官司试试,作出一个打破恶法的范例给大家看看,既教育民众,也教育我等不懂民主的民运人士。

   至于赵先生把民事官司也列入“民告官”的范畴,说明赵先生对我国的法律所知甚少,我有义务给赵先生扫一扫法盲,做一点“启蒙”工作。我国的官司有三种;一、刑事诉讼;二、民事诉讼;三、行政诉讼。唯有行政诉讼才能归入赵先生所说的“民告官”范畴。《圣经》里说:谦虚的有福了!我祝赵先生有福。

   如果说赵先生具有超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是同意的。他的创造在于,只要神笔一挥就可以用官司运动来取代民主运动。倘若赵先生的论点站得住脚的话,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就太方便了。什么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经济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都成了狗屁。只消一个简单的计划就可以把中国带入宪政民主的殿堂。那就是:大量培养律师,让律师“启蒙”和“辅助”民众打官司。

   很可惜,我迄今未闻哪一个专制制度是由民众打官司而发生转型或被推翻的。假如赵先生能创造这样的奇迹,那么下一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非赵小麟先生莫属,魏京生先生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而赵小麟先生将以伟大的赵小麟思想垂名史册。

   转了一个大圈子,赵先生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我只能说似乎是,因为在他的信口大论里我找不到什么确定的东西):中国要结束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革命不行,改良也不行。只能等赵先生这样的精英给“刁民”启蒙,辅助“刁民”打官司,把“刁民”调教成顺民以后,中国宪政民主的大门就洞开了。这样看来,赵先生确实可以拿出“敢笑王策不丈夫”的气魄了,三十年不长,一百年还嫌短。

   如果说经过二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只是根本不能走向民主制度的“刁民社会”,那么一百年前的中国只能算“野蛮人社会”了,而孙中山先生居然还敢大谈民主,搞什么革命党,还妄图建立民主共和国,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走了一步有世以来最臭最臭的“臭棋”,他不应该妄谈什么军政、训政和宪政,而应该在大清皇帝治下先把“刁民”改造好再说。所以,中国一百年萎靡不振,应该归咎于孙中山下了这步臭棋。

   一边批评共产党,一边又证明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合理的人不少,但象赵先生这么滑稽,这么大胆而不懂得遮掩的恐怕不多。对于赵先生的伟大和气魄,我不得不以三鞠躬表示敬意了。

   赵先生对不按照他的逻辑行事的民主正义党和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根据道听途说的流言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不值一驳的。鉴于赵先生说;不理解“民主党海外筹委们”,复鉴于我和读者都领略了赵先生的理解力之后,我愿意明确表示:对他的攻击一笑处之,而对他的“不理解”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祝愿他在以后的三十年或一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早日能理解。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希望负有“启蒙”“刁民”伟大历史使命的赵先生本着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在给“刁民”“启蒙”之前先给自己启蒙一下。故而,我正面简要地叙述一点民主正义党人的观点和立场,供赵先生参考。

   民主正义党人认为:“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而不仅仅是政治领域里的革命。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界线,朝多元化方面走了。但是它死死守住政治的一元化,还在阻挡历史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革命是否要伴随政治革命来完成呢?这不是从事民主努力的朋友可以决定的,这完全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前哨》九八年十二期)

   “公开化与和平理性的斗争,从策略上来说,是在有限的空间里的选择,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它要取得实效,完全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如果这种良性互动始终不出现,那么这个和平理性的策略就会失效。结果无论你反对与否,革命都终将发生。这不是谁选择的结果。”(同上)

   “中国民众到目前为止,对民主社会还没有切实的感觉,但不等于中国的民众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台湾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台湾民众就能够实行民主的权利,也并没有引起天下大乱。共产党强调中国民众没有民主生活能力,如果是这样,也是共产党造成的。是共产党剥夺了民众的公民意识,剥夺了他们正常的公民权利。我认为公民本身会消除这样的恶果。我们希望和平地消除,使民众有一个更好地参与民主生活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主要选择不在反对派,而在共产党。”(同上)

   国内民主党组党人士,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智慧,运用法律所保护的公民结社权利及联合国两个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公民政治权利,提出组党的诉求,以维宪和修宪并举,正是选择了和平转向宪政民主的突破口。如果这个突破口不能突破,下一个突破口就是政治革命。这就是结论!

   目前,国内的和平突破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并没有因为中共镇压了三位民主党代表人物而终止,碰到一些挫折是很正常的。我希望和平突破宪政民主的进程能够成功,而民众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强化公民意识,认知自己的公民权利。

   如果赵先生对民主正义党和我有更多的理解,请参看《前哨》九八年十二期上,记者安琪对我的采访及民主正义党网页上一系列的文件和文章。

   

(2010/10/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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