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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主愿景

   丹真宗智:我们的民主愿景(Mangsto: Our Democratic Vision)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今年九月二日,我们将迎来西藏民主的第四十四周年。我觉得这是适当的机会反映我们对此一受到祝福的民主的认知。在我们为自由西藏的斗争当中,民主文化在我们社会中的有无、它的影响和未来前景,是我们需要长期在我们的社会中所予以加强的。

   
   
   作者 : 丹真宗智,
   
   
   發表時間:10/30/2010
   
    原作: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印度西藏之友會祕書長)漢譯: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學系副教授、臺灣北社法政組召集人) 對我們選出的四席噶倫(內閣部長)而言,我們九月的議會會議又是再一次的酷刑;對廣大的民眾而言大多數不知名的國會議員,乃在兩年一度的議會會期中創造一種文化:凌遲行政、質疑決策、提出指控、稽核會計等等,而卻沒有人質疑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去年九月的議會會期,我申請了一張通行證以便旁聽議事。這是我的第一次。當我進入時,議會正在其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ala)的寒傖一樓大廳裡開會。少數為觀察員和記者們準備的座位被佔坐了,所以我就坐在地板上,伸長我的脖子,試圖傾聽國會議員們文情並茂的發言。
   我逐一地閱讀議會程序文件。幾乎有百分之九十是和指控、財政、法律和施行細則有關,而少有討論自由鬥爭或談到流亡政府該如何「找到解決我們鬥爭的方法」。
   
   今年九月二日,我們將迎來西藏民主的第四十四週年。我覺得這是適當的機會反映我們對此一受到祝福的民主的認知。在我們為自由西藏的鬥爭當中,民主文化在我們社會中的有無、它的影響和未來前景,是我們需要長期在我們的社會中所予以加強的。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我在德里(Delhi)、達蘭薩拉、馬德拉斯(Madras)、浦那(Pune)和孟買(Bombay)接觸過很多西藏青年。置身其間,我總是對我們的地域和宗派政治覺得強烈的反感。這我在之前的專欄裡寫過。西藏青年並不想背負地域和宗派身份的包袱。因它被看作是社會不滿的來源。儘管如此,我仍相信這些是重要的,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親緣關係和文化根源。
   
   我們的國會議員,只要一被選出,便可舒服地擁有任期五年的席次,而公眾則只能在他們遙遠的選區裡要求他們負責。的確是存在著種種立法的規則,但我們的社會則尚未發展出民主文化來運作立法。
   
   如果選舉國會議員像放風箏,你需要把線握在你手裡。由於我們的國會議員選舉是基於膚淺和毫無根據的基礎:地域和宗派背景,他們作為康巴、安多或衛藏或有關的任何教派的代表,究竟在議會裡能做些什麼?
   
   多年來,流亡社會的各個不同方面,對於改變流亡藏人聚居地以候選人地域為基礎的問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輿論。這是一個真正的訓練場合。一旦一個健全的民主文化在我們的社會中發展,將可證明這是俾益於未來的西藏的。
   
   自從偉大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展土地改革、法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以及之後年輕的十四世,在獨立的西藏中加以恢復,而在一九六零年將民主採納為西藏的政體後,西藏從一個由權力饑渴的寡頭執掌的封建神權,質變為一個民主和前瞻的社會。這是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最大的成就。
   在世界上沒有人和我們一樣幸運,有一個引導和慈愛他們的活佛。但我們有沒有辜負他的引導?是的,我們自殘、且全賴給尊者。
   
   一九九一年在特別的噶廈和議會聯席大會上,尊者說:「我會盡其所能,但重要的是,人們要能夠經過民主程序自己作主而無須依賴於達賴喇嘛。」
   
   從一九六零年第一次大會開議,到一九九一年,可以看作是第一個階段──我們民主的成長。一九九一年,噶廈和議會同時被解散,重新選舉。這一次,人民則完全地被要求承擔起責任。早期,人們投票,他們知道我們的菩薩會作出最終的決定。但這一次,尊者則放棄了三十一年來做出最後抉擇的慣行。一九九一年起,是由選民作出最後決定的。
   
   民主不是甜糌粑球,相信只要食用,就可以增添新的生機。而即使是為了糌粑球而工作,精神上的責任還是必須履行的。雖然我們接受民主,是一種福氣,我們仍必須努力使其發揮作用。但我們卻一直不願意去做到:承擔起民主的責任。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三月議會大會通過第十三號決議案,〈檢討中間道路作為政府政策〉,給中國以一年時間,對於我們尋求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表態予以回應。
   
   這一在當前以議會多數通過的決議,遭受到兩個地域集團的責難,而發出新聞稿抗議該決議。其中一組人甚至表示說,如果議會通過的決議沒有在九月的會期中撤銷的話,那麼這一地域團體的所有十名議員將會撤回他們的議員資格。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則將有在任國會議員的百分之二十辭職,而此將對議會產生重創。
   
   這一將整個議會綁架的意圖,就是基於一個理由──「檢討中間道路政策將會削弱達賴喇嘛的權力」。但正就是這種小心眼是尊者他所不希望在我們的社會中見到的;他要阻止此我們的社會總以昆敦之名行動,因這既不是愛國主義,也不是信仰。這是西藏人對於進步事物的典型反應,即採取中庸的作法。
   
   根據第十二屆議會所通過、而於一九九七年為流亡政府採納為政策的一項決議,議會有責任不時地重新審議政策的有效性。這是議會的責任,它不等於削弱尊者的權力。事實上,尊者還可能是第一個歡迎人民這些動議的人。
   
   尊者在他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的一個講話中告訴我們:「…….這與我認為民主最能保障西藏人民未來和生存的信念一致。民主需要義務和權利。我們奮鬥求自由的成功直接倚賴我們共同擔負的能力。」
   
   我們的歷史表明,在達賴喇嘛過去的六百年裡,每當達賴喇嘛去世,就會有政治危機,導致國家進入混亂、由內部爭鬥甚至內戰所標誌的無政府狀態。在還有天光的時候,我們現在還不能從歷史中學習,並強化我們的社會嗎?想到如果現任的達賴喇嘛沒了,我們將感到何等的不安啊?然而我們不能談論它,它被認為是凶兆。
   
   民主是責任的分擔,對我們來說,則是指我們將責任從一個人的肩膀上收回。當我們忙於建築我們的房子、燒熱我們的壁爐時,他為我們做了許多事,而為我們視為理所當然。
   
   想像一下,一旦十五萬個流亡藏人對西藏問題採取個人行動,且憑藉著他們的才能從事一切時,全球關愛西藏的人士的支持強度。這將會提振個人、各個組織乃至各國政府對這一問題的關心。而這種具有協調性的全球性運動,則可以使西藏得到自由。
   
   原刊:《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二零零四年九月
   
   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二時於
   新竹市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研究室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2010/10/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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