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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与西北民族的艺术交流

   吐蕃与西北民族的艺术交流
   
   
   
   时间: 2010-09-29 来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3月

   
   
   
   
   题目:试论唐代吐蕃与西北各族的文化交流
   
   作者:杨铭
   
   摘要:在经略西北地区和统治被征服地区民族的过程中,吐蕃与西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过密切的交往。西北各族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曾经影响到吐蕃文化,佛教传入吐蕃也有西北各族的贡献;同样,吐蕃文化也长久地影响到了西北各族,主要表现在文字、服饰、艺术等方面。吐蕃与西北各族的这种文化交流,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丰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吐蕃 西北民族 文化交流
   
   作者:杨铭,1952年生,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41。
   
   论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3月第20卷第1期
   
   
   精彩论述:
   
   二、吐蕃与西北民族的艺术交流
   
   (一)以敦煌为中心的蕃、汉交流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当地大兴佛事,广度僧尼,任命佛教官吏等,使佛事活动空前发展,在公元781—847年吐蕃占领的60余年中,开凿的洞窟就有40多个,比唐朝初年到781年以前的80余年中所建的洞窟还要多。吐蕃时期的洞窟与这以前的相比,不乏杰出的作品,只有进步而没有退步。此期洞窟的特点是刻画细腻、流畅,而且在设计方面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变画的大量出现及其与屏风画的结合
   
     这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最基本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一窟之内或一窟一壁布局更多的经变画,如莫高窟第231窟,南、北两壁对称布局3铺经变画,南壁为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天请问经变,北壁为药师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西壁龛两侧又对称画文殊变、普贤变;东壁门两侧画维摩诘经变、报恩经变。甬道顶画千手千眼观音经变。这样一窟之内至少有10铺经变画。此种现象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以前是不存在的,这种一窟内大量经变画的出现,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洞窟营建理念的变化。
   
     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是这一时期单铺经变画的新形式。这以前,一壁仅画一幅经变像,吐蕃时期改成了一壁画多幅,在经变像之下,还留出地方画屏风画。此前敦煌的屏风画仅见于龛内,而且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洞窟出现过。但到了吐蕃统治时期,龛内屏风画成为常见的构图形式。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构图,取代了初唐、盛唐常见的条幅式画样,成为这一时期经变画别具一格的样式。屏风画位于经变画下部,所画内容是所对应经变画的相应故事画或相应情节内容,具有补充解释经变画图像的功用,使得殿堂窟更具有传统的历史韵味。
   
   2.佛教史迹画与瑞像图的大量出现
   
     这一现象最早见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壁画中,代表作如莫高窟第231、237窟龛内盈顶四坡的图像,均是以小像、单尊像或简单造像组合出现,第231窟多达40幅之多。这些造像有天竺、尼婆罗、犍陀罗、于阗、凉州、甘州等国或地区的瑞像图和佛教史迹画,其中以于阗瑞像居多,集中反映了与于阗有关的建国历史传说或于阗守护神。瑞像和史迹画基本无一例外与某一地区或国家发生联系,其基本思想或表现佛教灵异故事,或说明瑞像护国,或反映不信佛法所带来的灾难。大量外地瑞像传入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反映了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当地人对佛教神异的信仰,和对瑞像护佑沙州的渴望。
   
   3.供养人画像的变化
   
     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洞窟壁画中出现了供养人画像大大减少、吐蕃装出现以及吐蕃装与汉装供养人画像同时并存于洞窟、僧人多于世俗人等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第158、359、220、225等窟吐蕃装供养像的出现,时代特性极其明显。在壁画的内容上,此期作品具有明显的吐蕃文化的影响。第159窟东壁南侧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吐蕃赞普听法图。图中,赞普与中原皇帝对面而立,在西域各国王子的簇拥下,他身着左衽长袖缺骻衫,头戴红毡高帽,手执熏香,足踏长垫,作礼佛姿势。赞普身后,还有身着左衽长袍、头束双童髻的奴婢,这应是一种蕃、汉混合装。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蕃、汉人民在“义同一家”的长期生活过程中,服饰、习俗互相影响,自然出现新的特征。
   
     属于晚唐的第156窟东壁下,画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中舞伎分两行,一行戴幞头;另一行束双髻,采络额,著缺骻花衫,她们挥舞长袖,踏歌而前,这应是吐蕃的舞蹈。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子,即是吐蕃人,因为在张议潮的起义队伍中,有大量的吐蕃人。可见,在吐蕃统治敦煌数十年后,吐蕃文化艺术也流传到汉族人民中间,并为他们喜闻乐见。
   
   (二)以新疆、青海为中心的蕃、胡交流
   
   1. 吐蕃文化对克孜尔石窟的影响
   
     中宗景龙三年(709),唐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吐蕃与龟兹文化的接触由此揭开了序幕。此后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龟兹两度被吐蕃占领,据信吐蕃人曾在克孜尔尕哈改建过一次寺院,现存的克孜尔尕哈第27到32窟,克孜尔第97、175窟以及森木赛姆石窟第26、41窟等均具有吐蕃风格。
   
     其中,克孜尔尕哈第31窟壁画中最精美、最具特色的要算是左行道内侧壁的本生故事。画面左侧绘一蓝色塔竖立,地宫中卧一人,身上爬着几只老虎,当为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有趣的是,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起塔图中的国王、王后穿一种被称为“赭巴”的服饰,与记载中吐蕃人“释毡裘,袭纨绮”相吻合。同时,该窟壁画中的女性人物都有两条辫子垂于双肩,这是史籍中记载吐蕃“妇人辫发而萦下”的写照,这些都是当时吐蕃人服饰的反映。
   
     从供养人来看,第31窟左行道内侧壁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起塔图的下方,绘有一排供养人像,有两身供养人穿的不是袈裟,显然是“赭巴”,即一种无领、斜襟、右衽长袍,穿时褪一袖、袒右肩,与拉萨查拉路甫石窟造像中松赞干布披的“赭巴”相似,明显是吐蕃的一种传统服饰。
   
     在克孜尔石窟第97窟中心柱正壁佛龛上方半圆形壁面上,通壁绘一幅佛降伏外道六师图,画面保存完好,除局部被烟尘严重覆盖,有些细节看不甚清外,其他基本可识。这里所绘的密迹金刚其右侧一身,过去一直被误认为是头带披帽,实际是顶虎头皮帽。另外,克孜尔石窟第175窟中心柱正壁以塑绘结合手法(龛内塑像,龛外绘相关壁画)表现帝释说法图,在龛外两侧各绘一天神中,其右侧天神可以清晰地看到戴虎头皮帽,除了虎的耳鼻外,还画出虎的眼。
   
     从目前看到的资料,这是龟兹石窟中最典型的一幅戴虎头皮帽的护法神像。①除克孜尔石窟之外,在森木赛姆石窟第26、41窟也都绘有戴虎头皮帽密迹金刚和守护天神。第4l窟仍是作为佛为帝释演说正法内容的一部分,于中心柱正壁龛外两侧各绘一全身守护天神,右侧一身戴虎头皮帽,式样与克孜尔石窟第97、175窟所见基本相同。就国内外已发表的石窟资料而言,表现护法神一类的雕塑和绘画很多,然而塑绘出以虎皮为衣帽的,除龟兹石窟外,仅见于吐鲁番和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塑像和壁画。而对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此类形象学术界早已多次论及,一致认为这是按照吐蕃武士模样塑绘的,是吐蕃武土荣誉服制的反映。这种服制始见于吐蕃时期窟,而在其他时期则难得一见。
   
   2.青海都兰吐蕃墓的粟特文化元素
   
     至于在青海地区反映出来的蕃、胡艺术交往,这里仅举一例。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除大宗的丝织品、陶器、木器、铁器、铜器、珠饰、木简犊、皮革制品以外,还出土一批金银器,因墓葬多数被盗,完整器和大件器不多,多系残损的小件器物。其中一部分器物较特别,具有浓厚的中亚粟特银器的风格,主要有:镀金银质鹿形饰片1件,镀金银质搏饰片1件,银带饰共26件,银钉托1件,花形镀金银饰2件,残损木器上的镀金银饰若干。
   
     都兰出土的这类金银器同中亚粟特人所使用的金属器纹样非常近似,总体风格是一致的。从年代上看,通过与中亚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前半叶的粟特器物相比较,都兰金银器类也与之大体相当。正是具备这些相似性,发掘者将都兰出土的这类金银器归属于粟特系统,证明唐代吐蕃王室或贵族使用了大量的粟特系统的工艺品,尤其是粟特金银器。这从实物的角度证明了唐代吐蕃与粟特人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或贸易往来。
   
     另有学者通过对都兰吐蕃墓葬与入华粟特人墓葬出土的棺椁葬具上遗留的装饰图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既可以看到两者所保存的某些西域共同文化传统,也可以观察到中原汉文化对其所产生的染化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吐蕃与粟特之间的交往联系。譬如,粟特人与吐蕃人的宴饮的题材,曾经主要流行于中亚粟特人当中,随着突厥部落的袄教化,在突厥人当中也有流行;但与之同时,这一习俗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当中也曾经同样流行,所以在都兰吐蕃墓葬的棺板画中也采用了这些相似的意境。
   
   
   
   
   
(2010/10/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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