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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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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圣贤的不是好儒者

不想当圣贤的不是好儒者---关于自尊自信与自谦一“得乎道之谓德”,“得道”是最高道德。儒家的道,于天而言为天道,于生(生命)而言为本性,于人而言为本心,即王阳明的良知。圣贤对于良知都能信解行证,圣人又特别信之坚、解之透、行之正、证之圆。

   圣贤的标准,在于外在的行为,更在于内在的觉悟----这是决定一个人道德高度的根本性、“终极性”标准。悟其性(本心本性)者,必然有其行、有其才、有其言,有非常优秀的外在表现。儒家体用不二,全体大用,体全必然用大---表现优秀。

   “得道”圣贤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自尊、文化自信和责任自负,在常人眼里,似乎十分骄傲。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说大人则藐之”,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等等,都是这种自尊自信的表现。

   “天生德于予”重在道德自信,“文不在兹乎”重在文化自信。德是得乎道,文是道的文化和制度形态。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自信,孔子面对危难危险的时候处之泰然,并且相信桓魋匡人等都不能加害于自己。

   圣人是良知真理的最高代表者和文化慧命的最好传承者。出佛身血是万死莫赎的极恶重罪,谋害圣人,其罪更甚,后果更加不可思议。自古以来,英雄豪杰死于非命者众,佛教大师大德也不乏遭人谋害而亡的(如达摩就死于教中人下毒),唯历代儒家圣贤即使逢凶遇难也必化吉成祥。这偶然之中难道没有某种必然吗?

   福德福德,有德必有福,德越大福报越大。一切善念善意善言善行,一切利于他人、益于社会的行为都有德,致力于推动良法良制的建设、推动儒家文化和道德标准的重建,更是“德之大者”。“得道”者心心念念为民为国光明正大,逢凶遇难时化吉成祥也是理所当然。

   二圣贤一般情况下会以圣贤自期而不会以圣贤自许,但也不尽然。象孔子面对匡人桓魋时的“宣示”,象孟子“舍我其谁”的“宣言”,都异常高调地以道统的代表者自居,等于以圣人自居。这是特殊情况下自尊自信、责任自负和救世精神的典型表现。正如谭嗣同所说:

   “克己时,当以蝼蚁、草芥、粪土自待;救人时,当以佛天、圣贤、帝王自待”!

   孔孟那种绝顶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也有。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话遭到了包括熊师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梁漱溟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问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为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之言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点狂了,对自己的境界有所高估。这样的话,只有圣人才当得起。但这点儿狂不影响他的高大和我对他的尊重。梁漱溟未入圣境,不愧大儒,在文革中的表现也体现了相当深厚的道德功力。

   三圣贤在文化立场、良知信仰和道德原则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坚定性。例如,外道的高人或许会转变信仰归宗儒家,儒家的圣贤则绝对不会改变立场皈依外道。又如,圣贤在一般性问题上或会妥协,但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绝不会枉尺直寻。

   孔孟周游列国而狼狈无成,就是因为坚持仁义原则和道德尊严不动摇。如果他们象张仪苏秦那样唯功名富贵一己私利是图,以孔孟的工作能力、文化地位和国际声望,什么高官厚禄要不到?

   枉尺直寻这个典故出于《孟子•滕文公下》。寻:八尺。姑且屈折一尺,可以伸直八展,比喻委屈小处,以求大成。孟子的弟子陈代认为,如果孟子肯降低自己主动谒见诸侯,或有机会凭借他们推行仁政,暂时委屈一下值得。

   孟子不以为然,说君王的召唤不合礼仪,就不能去,不能背离正道去屈从。自己不正直,就不能够使别人正直。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厌恶不从正道。不从正道去求官职与钻洞扒缝之类行径一样卑琐可耻。儒者不屑于为了出仕卑躬屈膝。

   孟子列举鲁缪公对子思的做法,说明诸侯尊贤却不任用或不能依礼给予尊重,不能算尊贤。鲁缪公提出要与子思交朋友,子思拒绝了,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么敢与国君交朋友呢?论文化论道德,你该把我当老师侍奉,怎么可以与我交朋友?

   责任自负,即把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放在自己肩上。儒家的得道者必然致力于传道和行道。传道是弘传良知(仁义之道),先知觉后知,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儒家真理;行道是追求良制,把仁义中庸之道落实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层面去。正如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所说:

   “天地闭贤人隐,贤人及贤人以下可以‘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孔孟不可以。所谓君子知命,贤者顺命,圣人造命,越是礼崩乐坏,孔孟越会以‘文不在兹乎’、‘舍我其谁’自许,越要奋发大勇无畏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

   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只要尽心尽力了,不成功,照样取义成仁:取得义德、成就仁性。故内圣外王既有关又无关:内圣必然致力外王追求,却并不依赖外王成就。尧舜贵为帝王,孔孟到处不遇,一样是圣贤。

   四得道圣贤又都很谦虚。因为他们明白,心性无止境,圣境无止境,学问的提高、智慧的开发和道德上升永无止境。没有圣人会说:我已经到达顶峰,我已经圆满成就。吕坤说得好:

   “在尧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满足处!道原体不尽,心原趁不满,势分不可强,力量不可勉,圣人怎放得下?是以圣人身囿于势分,力量之中,心长于势分、力量之外,才觉足了,便不是尧舜。”

   在“用”和“行”的层面,圣人与凡人是相对而言,知识、学问、宇宙的奥秘无穷无尽,智慧的开发和道德的上升没有尽头,故成圣的道路没有终点,成圣的追求永无已时,正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孔子平时表现得十分谦虚,又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又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是“入太庙每事问”等等,原因就在这里。

   圣贤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会责备“贤者”(指具有相当政治社会地位、负有相当政治社会责任者);圣贤对自己在思想学问言行道德各方面高标准严要求,所以会自我责备,更能接受他人的责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圣贤不会求全于世人小人、责备于普通民众。

   世俗小人很难理解圣贤,圣贤则很能理解他们。特别是在一个空前卑污龌龊的社会,不被污染可敬可佩,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不被污染、不昧良知就不是世俗小人了。

   有这么一句话:“我很无能,但不无耻;我很卑微,但不卑鄙。” 对于儒圣贤来说,这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这一底线都守不住,还说什么道德?论社会地位论外在力量,儒者或与普通民众一样也卑微也弱;论“天爵”论道德内力,圣贤不仅不卑微,而且崇高,不仅不弱势,而且强大。

   但是,在卑鄙无耻早已司空见惯、早已成为卑鄙无耻者的通行证的社会,一个普通的民众、卑微的弱者能够坚持不无耻不卑鄙这一底线,很不容易,很了不起,很值得我们敬佩和欣赏。

   对于具有高度真理性的儒学不被理解反而遭到众多批判咒骂,圣贤也特别能够理解。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世人良知普遍失明,对真理难免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在这个时代比孔孟时代更加不堪,儒家刚刚遭受了一轮空前严酷的摧毁,国民良知受到的遮蔽特别严重。各种误读,势所必然,去遮除蔽,难度空前。

   另外,谦德与诚德不可或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诚也。如果倒过来,“不知为知之”不懂装懂,固然不谦,“知之为不知”懂装不懂,也非真谦。“知之为不知”、行的说不行,不论是虚伪、冷漠或是怕惹麻烦怕担责任等什么原因,都属于不诚实。圣贤绝不假模假样假谦虚,推三推四推责任。

   五因为自谦,圣贤永远学习不休、追求不止、进进不懈、新新不已、自强不息;因为自尊自信,圣贤的道德永远不退不变,“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自尊自信和自谦相辅相成。缺乏谦德的“自尊自信”,难免流于自傲自负;缺乏自尊自信的自谦,往往流于虚和卑。自尊自信和自谦一体同仁,都是圣贤的表征,都源于对良知的坚信透解实行圆证,都是良知(心体也,性体也,仁体也,道体也)的作用。没有这个内在的保障,就做不到真正的自尊自信自谦。

   世人往往错把自傲自负视为自尊自信,把自卑视为自谦,其实两者性质大异。虚妄才自傲,盲目才自负,虚弱才自卑。自傲自负与自卑虽表现不同,实质上都是智慧和道德不足的表现,是对良知信不过、解不透、行不实、证不到所致。

   贤人犹略勉强,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论任何视听言动,都是在“礼”的范畴内,无论怎样横冲直撞,都是行走在中庸之道上。圣人的某些行为在世人眼里或许有“反经”、“非礼”之嫌,其实是圣人的权道。

   古人云:“有杀之为仁,生之不为仁者;有取之为义,与之为不义者;有卑之为礼,尊之为非礼者;有不知为智。知之为不智者;有违言为信。践言为非信者。”杀之取之卑之和不知违言等等,都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权道。似非礼而实合义,似反经而实合道。

   圣人完全与道合一,借用基督教的话说,“肉身成道”,其肉身生命的一切,一切言论行为乃至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道体纯粹圆满的呈现。圣人所言即是儒家的经典(圣人在世的时候,就是活经典)。当然反过来也成立:所言有漏洞、不经典、不符合儒家经典标准的,肯定不是圣人。

   杨雄说得好:“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笔而成书。言可闻而不可殚,书可观而不可尽。”大意是:圣人一说话就是格言,一下笔就成经典。圣人之言义蕴无穷,圣人之书精妙难尽。

   至于贤人之言,准确度、真理度和普适性就要差些---当然也是很有价值的好书。如果是圣人所言为“正经”,贤人之言就属于“副经”,可以作为学习“正经”的辅助读物。

   六儒佛道对体用不二、形而上与形而下不二的道理都能解悟,但佛道两家都有重体轻用之弊,上去了下不来,世俗的英雄豪杰则执著于下,不知体,上不去。唯独儒家所证之“体”最全,所“作”之“用”最大。

   圣人是儒家最高人格理想、也应该成为人类最高道德理想。为英雄豪杰,好,学佛成佛,更好,但学圣成圣相比,都是有缺憾的。学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成圣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有偈自勉曰:

   发言就要发真言,造文就要造经文。做事就要做善事,修身就要修法身(在佛教,佛性真如为法身,在儒家,仁性良知为法身。)走路就要走正路,奉命就要奉天命。成家就要成儒家,做人就要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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