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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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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中国

编者按:
   
   本文是杨建利先生将于2010年3月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
   
   杨建利先生认为,在六四镇压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统治者祭出了一体、两翼、双爪的延续专制统治的治国之策,权力基层则趁势而上,形成了利益驱动之下的普遍腐败,导致中国社会以经济利益为界被撕裂为权势者与“屁民”两个越来越趋向于对立的阶层,在这一撕裂状态之下,社会贫富高度分化、公开歧视弱者、阶层间成员身份流动不畅、缺少共同公共政治话语、阶层间情感撕裂。这一社会高度分裂与对立的现实甚至可以用“两个中国”来形容,但“两个中国”间的这一暂时的脆弱平衡越来越面临解体的高度风险。《零八宪章》作为跨越社会阶层的呼吁,为各阶层间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了平台,也构成了各阶层利益协商模式的理念雏形。同时,杨建利先生认为,持续进行中的《零八宪章》的实名签署,会将民众抗议转化成持续的要求整体变革的民主运动,具有准组织化的潜在功能,它将呼唤出一批民间领袖,以现实的凝聚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理性变革,孕育出我们期待中的第三个中国——民主中国。

   
   
   杨建利:三个“中国
   
   
   去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前夕,记者询问我对其此行的看法,我反问“奥巴马要访问哪个中国?”记者被我搞得一头雾水。同样,每次就所谓中国崛起的题目接受记者访问或参与类似题目的讨论时,我也常常反问:“哪一个中国?”当然,我不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区分之下而发此问,我当然知道人们谈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为何我还要这样发问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当今的地理概念之中国,实际上已断裂为政治意义上的两个“中国”。
   
   我们不会忘记,以“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八九民运,把建立一个公正、自由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铲除腐败的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制度之上。这场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的民主运动把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当局虽然血腥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但它也开始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不得不以新的统治手法来维护他们“压倒一切”的稳定。
   
   处在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的中共政权,总结了世界历史上左、右专制统治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专注于从人性中腐恶的一面挖掘政治资源。在暴力威胁与谎言欺骗的一贯传统策略之上,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政权正式祭出了一体(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以维持统治合法性)、两翼(腐化拢上和黑警治下)和双爪(消灭、控制民间领袖和封锁公共言论空间)的延续专制统治的治国方略。
   
   “六四”屠杀在中国民众中造成对于政治的普遍的恐惧和厌恶,而其产生的政治危机也使中共官员感到恐慌。随后,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得中共官员的心中很难不存忌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不免在脑海里盘旋。在这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江山还能维系多久?它的前途是什么?其二,共产主义的红旗和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什么?对官员来说,怎样做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丢掉乌纱帽?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各级官僚迅速明白了三个道理:第一、 共产党的江山和传统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毫无关系,第二、“发展是硬道理”,不断的经济增长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第三,不义的政权需要依靠不义的官员来维护,为了坚持一党专制,权力认可了权力阶层的腐败。
   
   在这三条认识下,官员们渐渐形成一致的利益驱动,于是,权力赤裸裸地全面进入市场,官员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增长GDP、权力寻租、讨好上级和腐败享乐上了。对他们来说,这是现实政治之下的最好选择,他们不仅得到无穷的经济利益,而且政治上可以完全不思进取,不犯错误。于是,号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变成了暴发权贵资本家,或者资本家(包括外国商人)的代理人或靠山。于是,在中国做官地地道道地成为世界上最“稳赚不赔”的职业。而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六四”屠杀和随之而来的红色恐怖强化专制手段,把民众监督和限制官僚行为的空间压缩掉了。而且,假如说在这之前许多官员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的理想,甚至同情和支持了八九民运,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的理想已经被普遍抛到脑后,甚至被视作他们的梦魇。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权力全面配合资本运作,低人权标准的竞争优势、肆意破坏的环境,没有集体谈判能力的工人,大量的低廉农民工,为投机资本提供了绝佳的投资环境。于是,“钱”迅速向“权”靠拢,官商削尖脑袋寻求权力靠山,争占各个商业领域的优先机会,并在非公平恶性竞争中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可以说,大部分在中国经商的形成规模的商人,无论跨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甚至乡镇范围内的,都和政府某部门、某官僚有着这样那样的袒护其利益的不正当关系。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拥有“中国公司”全部原始股的中国共产党适时向资本家开放股权。中共十六大正式向世人宣誓,接纳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资本也在最大程度上成为现行体制的拥护者,权力和资本的联姻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久演不衰的大戏。这个联姻关系也延伸到了港澳台,也伸展到了国际社会。
   
   假如说“中国公司”对国内外资本家是开放股权的话,那么它对部分知识精英就是主动让股了。究其根本维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硬道理的目标是“政治稳定”。为了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就用利益馅饼,尽力抓住操作社会机器运转的重要部位的人。除了党、政、军、各级权力在握的官僚和与他们联姻的资本家外,这些人还包括:与政府分享话语权的学校、研究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学、艺术、体育团体的“知识分子”。在收买策略之下,中共当局拿纳税人的钱向他们进行利益输送,国家的工资、待遇、医疗保健、社保福利、住房等政策、法规越来越向他们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与普通工人、农民、一般工商业者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差距之大世界上少有,这就是中共当局的“花钱买稳定”政策的一部分。二十多年来,中共当局的收买政策是奏效的,而这一收买政策的成功是以“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大捕杀大整肃为背景的。政治的残酷性本来就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了普遍的威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就转化成玩世不恭、对是非问题不敏感、漠不关心、佯装超然潇洒聪明有智慧不激进的犬儒主义,再加上入股“中国公司”的巨大的利益诱惑和“主人”感,使得许多具有一定话语力量、曾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从1992年以前与中共政权的对立情绪中融化出来,完成了从“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蜕变。在变成“中国公司”的持股人之后,他们自觉地接受大老板规定的政治游戏——这正是他们入股的前提条件。虽然他们对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也有诸多不满,也时常发出些批评的声音,但是重大利益的趋同性使他们中的主流成为现有政治秩序的拥护者。他们惯用非共产党的正统语言,而实质上发出维护专制政权的“国情”论、“生存权”论,“稳定”论,“盛世”论,“爱国”论,“崛起”论的有效声音,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共产党骗人的历史和现实谎言,构成了哈维尔所说的“权力的可鄙基础”。
   
   概言之,在当今中国,权力、资本和知识以腐化为粘合剂形成了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结盟,建成并经营着令世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强大的“中国公司”。由于中国在地理和人口上的巨大规模,这一“中国公司”持股人以其强劲的财富增长速度以及令人震惊的购买能力,在许多 观察家眼里,就展现出了一党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奇迹,由于这一持股人阶层很自然地占据几乎所有话语资源,在一些观察家眼里,这就是整个的中国。他们忽略了相对而言不容易被关注的另外一个中国的存在,那就是为“中国公司”打工、被“中国公司”剥削而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广大的中国民众。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一边是垄断一切的“权贵中国”,一边是被剥夺的“屁民中国”!
   
   从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能力来讲,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为什么我偏偏要把中国分成两个“中国”?我是否危言耸听,过分地高估了权贵与屁民阶层之间的割裂与对立?事实上,我所使用的“屁民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就可以作为我的论据。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官方文件中,你找不到“屁民”这个词,但在互联网空间内,它被广泛使用。最初,一个深圳的中共高级干部酒后猥亵幼女,遭到众人指责后,他怒骂:“你们算个屁啊!”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为震动中国的一骂,从那时起,无数网民将自己戏称为“屁民”,凸显出普通民众对于自己权利丧失状况的无奈和不满。可以说,屁民一语,道尽权力的傲慢与民权的沦丧。
   
   权贵中国与屁民中国的割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占据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文化资源(文教、知识、娱乐、话语甚至道德话语)的阶层利益趋于一致,结成“中国公司”,维护现行政治秩序,所谓赢家通吃。这与民主国家截然不同,与右翼专制国家(例如威权时代的台湾)也是不同的。
   
   社会各个阶层的游戏规则均由权贵集团确定,任何游戏的胜负也由权贵集团裁判,那么,涉及两个“中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结果便毫无悬念。在短短二十年内,中国飞速完成了世所罕见的贫富分化。权贵中国依靠对屁民中国的剥夺维持令世界称羡的“繁荣”。有资料表明,目前中国0.4%的家庭(150万)占有全社会70%的财富。按照物质享受的任何指标,权贵中国在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一位,但是“屁民中国”却难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近,独立学者刘植荣用翔实的资料比较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得出结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准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税收痛苦指数(税收负担减去得到的福利)几年来却排在世界第2,3位。这里还没有提及权贵集团对底层民众的各种收费、非法土地侵占、非法暴利拆迁等。迄今为止,中国拒绝建立涵盖全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障,而各级官员一旦进入权力阶层,只要不在权争中失败,到死都享受各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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