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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洁: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反应


   
           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
           积极进行的调适性威权主义
   

         China's Reaction to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Full Swing
   
          作者:Titus C. Chen(陈至洁)
   
         译者:@jiangge09、@hsinwang1982
   
            @Ytblf、@Freeman7777
   
              徐水良按:
   
   
   借编发陈至洁先生《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之机,顺便纠正一点。陈文中说:“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于2005年4月发表了一篇关于颜色革命的分析文章,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在此方面的开山之作。赵最早提出,当前的颜色革命应当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也即对1990年代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终结的‘第一次革命’的深化和延续。”
   
   但实际上,一次革命天鹅绒革命,二次革命颜色革命,是本人首先提出的。我认为,东欧先进国家,一次天鹅绒革命就能实现民主;但落后国家,包括前苏联独联体国家,南斯拉夫等,需要二次革命。这些落后国家,一次革命实现制度变化,二次革命实现向真民主派的政权转移,等等。
   
   例如,在2005-2-14日《反对派的困境和未来中国的危险》一文中,我提出:
   
   “中国像东欧苏联一样从专制走向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但鉴于上述情况,转型完成后,由中共地下势力执掌政权的情况,恐怕难以避免。为今之计,真正的异议人士,除了把重点放到推动庆典式革命以外,还应该将自己的目标,指向转型革命以后,争取将政权转到真正的民主派手中,以防止专制复辟的长远准备工作中来。南斯拉夫,乌克兰等国家第二次天鹅绒革命的情形,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必然性。由于中国情况比南斯拉夫、乌克兰等等更加复杂,产生二次革命的可能性更大。能够将这些国家的两次转型目标,毕其功于一役,当然很好,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但根据中共及其情报机构异常顽固的特点,以及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二次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大。”
   
   ——《反对派的困境和未来中国的危险》2005-2-14日
   
   陈先生这篇文章的一个缺点,是把中共定为“调适性威权主义”,实际上,中共极权制度的本质,仍然没有变。
   
   不过,虽然中共政权依然是极权主义政权,还不是威权主义政权。但是,陈至洁先生文章的结论:“党内的意识形态运动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之前就发动起来了,但新一轮的党内意识形态运动相比之前所设定的,得到了强化并执行得更为一致。新的规则被加入到了既有的监管框架里,导致了国家对新闻界、媒体和公民社会进行了更严厉的控制。对于藐视党的方针和/或拒绝与党合作的政治活动人士和人权卫士的骚扰、威胁和正式镇压在2005年之后都增加了。”“如果颜色革命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统治精英和当权派学者对中共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加以坚守的作用。对他们而言,中国应该永远不要去采纳由西方推动的竞争性的、多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党国的先发制人的措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扼杀单一抗争演变为全国政治聚焦点这样一种事态的形成,是要去分化那种已经存在的聚焦点,防止独立活动人士、不满公民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串联可能被用于政治获益去放大和利用这些聚焦点。”这些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一丈青网友说。这篇文章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的“收紧”,其他未见佳。
   
   这篇文章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分不清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差别。
   
   例如,一次革命天鹅绒革命改换制度,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以后,才有二次革命中选举因素的介入,这是二次革命颜色革命的特点。一次革命基本上并没有选举这个因素。二次革命中,有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掌握政府权力的原来的专制主义者,虽然不得不执行制度,进行选举,但他们仍然要千方百计,用违反自由民主制度的办法,包括选举作弊等等,来霸持政权,不肯向民主选举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力量交出政权,这样就产生二次革命颜色革命。
   
   而中国,还没有进行过一次革命,精英们却用二次革命的模式来套中国,拼命谈论颜色革命及其选举因素等等,就完全混淆了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本质差别,搞错了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革命模式。
   
   原文网址:
   
   https://docs.google.com/Doc?docid=0AeeYKIQJlDytZGR4bWtid18xNjl0
   cHRudzRoZA&hl=zh_CN&authkey=CIyn7OsF
   
              ——徐水良2010-9-20日
   
   
           中国对颜色革命做出的反应
   
           积极进行的调适性威权主义
   
          作者:Titus C. Chen(陈至洁)
   
   
   除非特别注明,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
   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
   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
   
   作者介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系博士、国立政治大学国关中
   心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摘要
   
   本文提供了一种诠释主义-结构主义的说明去分析中国的党国对于
   2005年—2007年颜色革命的认知以及做出的政策调适。中国领导人
   以及当权派知识分子(established intellectuals)把颜色革命理解为欧亚
   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传染性的以及不具合法性的政治变迁,他们认为颜
   色革命是由三股主要力量所引发的:激烈的国内民怨,被反对派所利
   用的选举政治以及西方势力出于地缘—战略利益进行的干涉 。这种
   对于颜色革命的认知和解读,增强了中共政权内部对外患的集体意
   识,并促使中共政权采取措施去强化其强制性能力。结果,中共加强
   了对于自由派媒体和批判性媒体、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
   公民权利倡议以及中西民间交流的控制。中国国家对于颜色革命做出
   的政策调适为其长期的威权发展主义(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
   的模式提供了明证。
   
   1. 摘要
   2. 导言
   3. 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解读及政策建言
   4. 国内不满:不平等、腐败以及“民族—地区”分化
   5. 为反对派所利用的选举政治
   6. 西方力量公开与非公开的干涉
   7. 党国反击
   8. 收紧控制:颜色革命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
   9. 提升政权一致性的程度
   10. 加强和扩大政权能力的范围
   11. 政策结果:实施低强度的强制措施
   12. 结论
   
   
   二、导言
   
   中国的威权知识分子和现任统治者把颜色革命理解为欧亚大陆发生的
   一系列传染性的以及不具合法性的政治变迁,认为颜色革命是由三股
   主要力量所引发的:激烈的国内民怨,被反对派所利用的选举政治以
   及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出于地缘—战略利益进行的干涉。由于中
   国党国体制的结构性弱点与那些被推翻的欧亚大陆的政体有着许多相
   似之处,因此当权派分析家发出警告,认为由颜色革命产生的震波很
   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自身政治秩序的前景。由此引发的时刻警惕的集体
   意识促使北京领导人寻求并借鉴从受到影响的后列宁主义政权习得的
   “教训”,并以先发制人的措施去解决察觉到的威胁——这些措施会
   巩固他们的权力延长他们的任期。
   
   回头来看,胡锦涛主席甚至早在颜色革命开始之前就已经从其前任江
   泽民秉持的自由化路线(译注:主要是经济领域)转向了。胡政府过
   去一直都在坚持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紧政策。他在政府资助的智
   库和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者,利用2004-2005年的颜色革
   命使已经存在的强硬路线趋势合法化,并赋予其实质措施。中国的因
   应策略跟Beissinger所谓的“精英学习模式”(“elite learning
   model”)非常之接近,试图以带有调适性威权主义(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特征的做法来挫败颜色革命的扩散和复制。1
   
   本文由两大部分组成。我首先调查了由中国当权派专家做出的局势分
   析和相应的政策建言。作为国家资助的政策研究研究机构的成员,他
   们构成了一个精英知识社群(elite epistemic community),并且他们
   的出版物凸显了对党所认可的秩序和独裁稳定性的强烈认同。这些专
   家提到了政治不稳定的三项相互关联的来源,以此来说明颜色革命:
   国内民众对于社会欠发展的民怨,官员腐败,种族、族群和区域差
   距;主要由不满的年轻人所组成的网络化的抗议运动,他们的作为受
   到了先前周边国家成功的反对派运动的激励,并且对那种反对运动进
   行了模仿;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实施的公开和暗中的干涉,这种干
   预为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本土反威权反对派提供了政治和后勤方面的
   支援。
   
   在对这种诊断的每项组成元素进行调查之后,我会对当权派专家们提
   出的相应的对策做一番讨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专家运用了从
   受到冲击的后列宁主义政权中学习到的“教训”。他们的目的是要去
   防止任何由国内煽动的或外国制造的颜色革命在中国重演。一方面,
   中国的学者确认了中国威权发展主义模式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们
   敦促党国对于新闻界和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活动范围保持有效控制,去
   坚定地遏制非共产党员的政治活动人士和公共利益倡议者的活动以及
   众多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后果,并对中西民间交流的程度和幅度都加以
   限制。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采纳了由Steven Levitsky和Lucan A.
   Way所设计的分析框架去描绘由于官方对于政权身处威胁之中的集
   体焦虑与日俱增,从而采取的党国的因应措施。Levitsky 和Way把
   强制性能力凸显为一种复合的结构性因素,该因素在很大意义上决定
   了现任独裁者在遭遇到外部民主化压力之后的存活率。他们对于竞争
   性威权主义的巩固和韧性的研究并不仅仅与颜色革命直接相关,在概
   念上也为封闭独裁政体的研究提供了创见,而中国就是封闭独裁政体
   的一个主要的例子。2
   
   这个部分所展现出的多种消息来源显示,在意识到党国机关的组织萎
   缩 、官僚机关干部之中的廉洁度不断下滑之后 ,中国领导层着手采
   取政权振兴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在颜色革命发生前就已开始
   这样做。颜色革命并不是党发动这些措施的全部理由,但是它们的确
   在中国现任统治者中产生了一种集体警觉,放大了已经在进行的改革
   努力的重要性并确认了在强度和广度上推行这种努力的必要性。党国
   体制建构和意识形态设防的努力增强了党国的强制性能力,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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