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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的仇外情结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
   ——熊飞骏
   
   (一)
   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是由来已久的。远至一百年前死人千万的义和团运动,近至两个月前的赵燕事件;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洋文明国家)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理应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和较少的狭隘民族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前的赵燕事件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那样酿成广大而深远的社会灾难;但事件的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尽管他们的苦难主要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造成的,可当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生活,加上权力人物的有意识误导,他们直觉地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外国人造成的,并因此滋生出强烈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简单:先前没有外国人时他们的生活好象过得很好(清政府的腐败在加剧,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每况愈下);现在有了外国人他们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国人在捣鬼才怪!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非理性暴力团伙,并很快汇聚成一个足以能够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团。暴力的矛头直指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士。不但杀有可能作恶的外国人,连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外国人的家属(老弱妇孺)也一律格杀无论。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因为外国人阻挠她毁掉“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缘故,竟异想天开地利用义和团的暴力来对付外国人。义和团的大运来了,不过这样的大运往往是大灾的前奏。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开进北京,把屠刀对准任何一个能抓到的外国人。当没有外国人可杀时,就杀中国基督教徒和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当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杀光时,再屠杀使用外国货物的所有中国人,结果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____---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一空,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引进外国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护平民百姓的两样法宝,义和团从理性上应该喜欢这两样东西,遗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没有理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慈禧太后当初只杀了六人,和义和团相比着实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因为杀了六个维新党被后世的史学家千万次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可义可团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维新党竟然没挨史学家一句谩骂。历史在执行双重标准时着实让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沉重和窒息。
   
   接下来回顾一下赵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从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赵燕于12日持B1/B2签证到华盛顿、费城洽谈生意。工作结束后,她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赵燕说,旅游团抵达瀑布区后,她和另外两位女团员黄宁和谢芳步行到距离下榻旅馆仅10分钟路程的彩虹桥,准备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她说,那时她们纯粹是因为桥附近的小白屋里透着灯光,才好奇地探头看。当时只看见有一名警察,地上还躺着一个黑人。警察摆手让她们过去。同伴问:“警察是不是让我们过去帮忙?”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名执法人员冲出屋外,另外两位女团员很快跑离现场,但赵燕并没有转身跑走。她说,“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掉?而且转身跑是很危险的”。她伤心地说,“没想到就这样,我遭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暴力对待。”
   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尽量说明我的游客身分,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在律师事务所里,赵燕双眼因胡椒水仍红肿不堪,不时有泪水流出,在诉说事发经过时泣不成声,已分不清是眼伤还是心酸的泪水。
   赵燕继续回忆说:“后来,一名女警察看我实在可怜,就用水帮我洗眼睛,连脖子上都是胡椒水,连续冲洗后才稍有缓解。”赵燕说,“他们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机、相机全被摔坏了。我不断告诉他们,我的手包里有护照、签证和机票,这时其中一人看了护照,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来看情况实在严重,他们才把医生叫来,把我送到医院。”
   23日,赵燕在当地朋友的协助下来到纽约“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委托李根律师全权代理此案,状告“联邦政府雇员对无辜平民施暴”。李根对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证工作已在当天完成,带头野蛮殴打中国公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罗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被控一项刑事攻击他人罪。虽然法庭允许他以5万美元保释,但在被检控期间职务被冻结,并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师表示,赵燕当时是在允许一般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员逮捕,当地没有任何警示限制游客行动。李根说,不论民事诉讼可以拿到多少的赔偿金,也无法抹平赵燕心灵的创伤。李根建议索赔金额500万美元,以弥补赵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爱民23日下午代表总领事刘碧伟前往探视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殴伤的赵燕。总领馆侨务组长唐立说,赵燕的伤势,连为她拍照存证的领馆官员都看了吃惊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国国务院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表示对此案严重关切,要求彻底调查事情的始末,严惩应该负责的人员。
   
   赵燕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宣传媒体竞相抓住这个足以煽动国民仇外情绪的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赵燕事件的经过,末尾自然要附上一长篇质疑并攻击美国且带有浓烈火药味的评论。有关事件经过的报道越来越离谱,失实的成分也越来越多,沿着美化赵燕和丑化美国的轨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赵燕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有关她的“英雄”身世和创业奇迹被无聊文人一个又一个地炮制出来。  
   因为中国的政治日趋成熟和理性,赵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体上炒作得很火爆,没有酿成实质性的仇外风暴,说明今天的中国较之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要进步一些,尽管前进的步子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除了在义和团式的直接暴力对抗中表露无遗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经常采取自伤性的强硬姿态。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么姿态,对外强硬或软弱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美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中国人基于情感上仇外的动因,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偏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心,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在外交上经常不明智地采取强硬姿态。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对外强硬似乎就是“爱国”。其实强硬外交不一定就是爱国,有时甚至是害国害民。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如果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也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对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样忘恩负义时,对外强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弱小的一边,对方又不那么咄咄逼人,我们还有回旋余地时,对外强硬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因为强硬的结果不但讨不回公正和损失,相反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一只兔子因为饿狼对它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就沉不住气冲上去搧饿狼一耳光一样。如果某个富强的大国在主流上对我们友好,只在细节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并且真正有帮助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因为细节上的分歧采取强硬不合作的姿态,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强硬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样的强硬就是自伤性的,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和德国,他们如在战败后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强硬姿态,这两个民族就会灭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们在大敌泰山压顶时选择了软弱,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远远超过战胜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实力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因为强硬外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蒙古大军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时,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军乞和,蒙古答应了,并派出使节去南方洽谈和平休战的具体方案,可南宋的“爱国将领”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节杀掉了。结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胜的大军象盛怒的狮子一样挥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国领土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整个中华民族成为蒙古的亡国奴。
   
   (二)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史时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是中国人仇外心理产生的原动力。
   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这个国家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环绕着小国寡民式未开化野蛮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夷狄)。这些“野人国”的文明程度比中国低得多,争着向中国进贡,为竞争进贡资格相互间争斗得头破血流,获得向中国的进贡资格是各国的最高荣誉。基于这个民族认识上的误区,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面对仆人式的优越感,甚至不承认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在十三世纪的元帝国以前,中国确然是地球上难以超越的庞然大物,国人的优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国以后,当欧洲各国因机制更新大踏步前进时,中国则因机制衰老而大踏步后退,结果很快落在欧美发达国家后面。尽管中国事实上不再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可中国人依旧在心理上“领袖”如故,对世界各国抱有的优越感如故。
   中国人对其它民族的优越感可以从早期臣民对外国的崎形认识中得到佐证: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物。这些人居然成人之后还以动物奶水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样茹毛饮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长期食用会在肠胃郁结腐败,结果外国人的口味奇臭难闻。因此每个外国人身上都备有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一是“大黄”,一是“茶叶”。大黄清洁肠胃,茶叶掩盖“口臭”。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出产(事实并非如此),外国人必须与中国通商才能获取这两样东西,因此中国是外国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国断绝对外贸易,外国人就得不到茶叶和大黄,就只有死翘翘。因此中国经常用断绝对外贸易的方式作为对那些表现不够恭顺(也许实际上恭顺)的国家的惩罚,就象几年前美国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一样。不仅如此,外国人的长相奇丑无比,红头发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在中国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实上剃掉半边头发并在脑后拖着一条长鞭子的满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种种“劣根”使外国人很难被拥有强烈优越感的中国人瞧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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