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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与实在
精明与实在
——熊飞骏
（一）
我是一个湖北人，湖北人的“精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是妇孺皆知的，故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一说。可湖北人“精明”的果实是什么呢？
在深圳新华社干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深圳各阶层的人士，我发现当老板的有很多东北人和山东人，湖北人则很少。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东北人和山东人是“实在”的；湖北人则是“精明”的。
如果说当老板的湖北人很少，拉广告和卖书的湖北人则有很多，众所周知拉广告和卖书在都市大多是骗人的行当。你若是在盛夏的大街上碰见一个衣装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出水平，头发光可鉴人，手里拎着一个样式很考究公文包的“体面人士”，不用问十之八九是拉广告或卖书的。如果你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湖北人，有兴趣多认识几个老乡，你不妨迎上去和这些“体面人士”套近乎，十有八九能如愿以偿。
中国最早的“第一村”不是“南街村”和“华西村”，而是宝安“万丰村”。我从小就有造福桑梓的志向，总在寻找机会为家乡父老干点实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劳务市场供过于求，自然而然就想到利用记者的影响为家乡民工找点事作。有次去万丰村采访，试探性向一村干部提及此事，没想到对方慷慨应承下来：“你大记者介绍来的人，自然不会让你的面子下不来，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不是湖北人，就是有点低智我们也会考虑。”
对方的话音刚落地，我的面子就下不来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湖北人和山东人是“精明”与“实在”的两大典型。精明与实在谁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我们只消看看湖北、山东的历史和今天就可找到答案。
一个世纪以前，湖北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繁华都市，是中国的第一大重工业基地。那时中国自制的近代化武器绝大部分都是汉阳兵工厂出产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并最终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的雄厚经济实力作后盾。那时的革命党只有两千多名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合之众，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则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且数量占有十倍以上的压倒优势，可革命党居然顶住了政府军的攻势，根本的原因不是革命党赢得了民心，那时的民心依旧是向着皇帝的；而是革命党手中的武器比政府军更为优越之故。假设辛亥首义不是发生在经济实力雄厚的湖北；而是发生在义和团曾经得过势的山西或山东，就算革命党在起义之初占领了省会太原、济南，也没有力量抗击政府军的进攻，因此也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引发连锁式的反清起义，清政府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一百年前的山东是无法和湖北相比的，除了德国租借的青岛外，山东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近代工业，省会济南和武汉的差距就象赤道和南极那样巨大。
在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里，实在的人容易吃亏，精明的人则容易占便宜，山东人的实在和湖北人的精明也是不争的事实，按理湖北人前进的步伐应该比山东更快，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会进一步拉大两省间本已不小的差距。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今天的山东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已跃进到中国经济的龙头“沿海经济圈”之列；湖北则划入需要扶持和带动的“内地经济圈”。尽管湖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声嘶力竭地高呼要“中部崛起”，可十年过去了依旧没有崛起的任何迹象，山东和湖北的经济地位在一百年间发生了悲剧性的倒转。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常的景象呢？
我们只消看一看两省在公路上设“卡”的数量就可找到答案。
我工作之余喜欢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因此对公路上设置的“收费站”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设施有很深的印象。在山东除了收费高速公路外，你在车上连续奔驰几个小时也难得碰到一处“收费站”；湖北的“收费站”则沿路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坐在车上才经一个收费站，不出一个小时车窗外又赫然现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醒目大字……
我的家乡人真个太“精明”了，赚钱的点子可谓花样翻新，绝不会放过“做无本生意”和“赚快活钱”的机会，因此也舍得在收“买路钱”上花大气力。我的家乡是中国闻名的贫困小县，却在进出县城的西、南两个出口设置了两处“收费站”。
可依靠收“买路钱”这样的鬼把戏能实现“经济腾飞”和“中部崛起”吗？
不能！！！
湖北依旧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涵义大同小异。
当山东人在收获“实在”结出的丰硕果实时；湖北人则为“精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
现在我们把眼光从湖北、山东投向更为遥远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中国人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德国人的“实在”则无人能出其右。
下面有必要陈述两则德国人“实在”的故事：
南非的“德塞公园”是在国际上招标建设的，中标的是一家德国设计院。当时就有非议，建成后市民们更不满意，能找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后来南非人再建公园时就不用外国人了。上世纪70年代，南非人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克克娜公园”。没想到两年后南非人的看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在雨季到来时，克克娜公园被大水所淹，而德塞公园却没有一点雨水的痕迹。德国人不但为整个公园建了下水，还把地基垫高了两尺。这是当初人们不能理解的地方，直到大水到来，人们才为此感到惊奇。
克克娜公园在举行集会时，秀丽的公园大门因为过小，造成了安全事故；这时人们才想到德塞公园大门的宽敞方便；而当时人们对德塞公园大门的过大给予了批评，认为它有点“傻气”。
炎热的夏季，克克娜公园遮阳的地方太少，所谓的凉亭子只是花架子，容纳不了多少人。而德塞公园纳凉的亭子，因为棚檐宽大，能容纳许多人。
几年后，克克娜公园的石板地磨损严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园的石板地却坚如磐石，雨后如新。而当初因为德塞公园的石板路投资过高，南非人差点叫德方停工。当时的德国人非常固执，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做法，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当地人曾一度认为，德国人太死板、太愚笨。
现在看来，德国人是对的。
德国人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南非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气与季节，地理与环境。而南非人自己却没有顾及这些。
德塞公园建完后，多少年没有变样，而克克娜公园总要修修补补，已经花掉了建德塞公园两倍以上的钱。为此，南非同行曾问德国同行，你们怎么会那么“精明”？德国人回答，我们只是一个“实在”，并非“精明”，精明的倒是你们南非人。
…………
一位德国司机载中国游客去参观一处二战遗迹，看到一座被炸掉了大半截的建筑物，就问司机是谁干的，对方回答说：
“是英国人干的！不过这不能怪他们，是我们先飞过去炸他们的！”
司机的回答令中国人大感意外。
…………
德国人的实在不但体现在工作做事上；还体现在勇于承担责任和直面自身错误上。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不犯错的，做了错事不要紧，关键是要勇于承认错误，这样就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也不会和错误的伤害者结下久远的深仇大恨。
值得深思的是：德国司机没有把二战时的错误一古脑儿地推给希特勒和纳粹党身上，而是认为当初希特勒干的也有自己一份，因此才用“我们”一词代替希特勒，事实上整个参观过程司机都没有提及希特勒和纳粹党这个名词。
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和德国人相差太远了。
众所周知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出动正规军，且不惜和义和团邪教暴民联手，率先在中国境内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外国侨民、传教士、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且屠杀手段备极残酷；同时围攻外国使馆，在一个晚上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为了营救被围困的使馆人员和传教士，也为了回应中国政府的“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对北中国实施报复性的攻击，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平民……
假设“庚子事变”发生在德国，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庚子事变纪念馆”，看到上百万在事变中罹难的德国人名单，询问是谁杀了他们时，德国人会这样回答：
“是八国联军干的，不过是我们先杀他们的。我们的屠刀主要对准他们的平民；他们的屠刀则主要对准军队和义和团暴民。”
下面再来看看我们是怎样看待“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一直把“义和团运动”讴歌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甚至于连名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里也用大量的篇幅讴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英勇事迹”（见武汉大学自编教材《中国近代史八十年》）。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民族仍没有勇气直面一百年前犯下的那个“世纪错误”，就算有所认识也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慈禧太后身上；而不能勇敢的反思我们自己身上潜藏的那种盲目仇外倾向；我们依旧在否定慈禧太后的同时认同“义和团”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北约战机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和馆舍的毁坏，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本人当时也义愤填膺，认为美军简止不能算人，并为此绝食两天。“已所不欲者，勿施与人”，那时我们可曾有人想过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对许多国家也曾干下了远远超过轰炸南联盟使馆那样的暴行？
中国人太“精明”了，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也曾对他人犯下了“暴行”，对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实在辩解不了就找一个“替罪羊”为所有的错误顶缸。结果我们无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样的错误，“义和团”式的错误我们在文革时期又重犯了一次，其规模和危害又远远超过“义和团”。义和团时期我们残害的目标主要对准外国人；文革则主要对准自己人，并且主要对准自己的精英人物。
文革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犯下了“反文明罪”和“反人类罪”？事后又有多少人反思过自己的罪行？难道把所有的罪行都推给林彪四人帮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林彪四人帮是无庸置疑的罪魁祸首，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其他人就没有明里暗里做他们的“帮凶”吗？“帮凶”就不应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吗？
（三）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精明”与“实在”谁个更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德国的历史和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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