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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破译共产文化分裂人性,控制精神魔咒——“党性”、“阶级性”、“被代表”与“被解放”批判

在官方借助权力一直维护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作为自然人的社会性,成为被共产政治文化把握在一定的观念领域、等级秩序与对立状态中的属性。共产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借助强调“党性”、“阶级性”、“被代表”与“被解放”两种性质与两种关系的四大魔咒,控制人们精神,分裂人的共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形成的伪价值体系。这种伪价值体系所塑造的政治运动,就是以“肯定——否定”的敌对思维为模式,以争夺经济利益为轴心,以从事阶级斗争与专政为手段,以在制度上生产颠覆社会平等的“零和”对策为特色的社会实践。即使中国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政权的敌对意识依然渗透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监狱依然在关押政治犯,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红色记忆”像乌云一样沉沉地压在每个公民的心头,以至于人们时时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精神控制和无可奈何地被分化的使然,而无法享有天赋的平等与社会制度保障的自由。
   
    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共产政治文化是怎样控制我们的精神和撕裂了我们的共识?要破解这种文化悲剧的谜底,就必须求助于的理性批判,来对认识对象进行科学的还原,借以破译潜藏在各种虚构伦理背后的魔咒。
   
    “党性”只能归咎于其章程、文件中

   
    一切可以称之为社会问题的总根源,都在于人和人际之间的联系。因此,社会所有活动的理由,也都可以在人性这个概念里得到还原。而任何政党都是人的组合,本是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以体现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集团。直言不讳地讲,党就是帮派团体。那么“党性”从何而来?其实,党性就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的功能性,除此而外,别无其它。人是物质的,客观的;而党却是理性的,主观的。人性可以还原到自然人的客观存在中,而且不能被创造,也是不能被消失的;而党性由其宗旨决定,只能归咎于其章程、文件中,它可以是被创造的,也是可以被消失的。因此,党性是不可能代替人性的。共产语话中的“党性”,其实仅仅就是停留在观念中而无法进行真实还原的主观魔咒,但其作用不仅在于对其成员的精神操纵与纪律约束,而且可以辐射整个社会。
   
    共产语话中所谓“党的先进性”,暗含着将共同的人性分裂为先进与落后的判断,使党性不仅体现一种主观被造,更成为分裂人性共同本质的文化楔子。今天,当共产语话中一提到“党性”,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处于社会优势地位。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运动。这种文化中一再强调的政治魔咒,就是确保党性是先进的,群众性是落后的,党注定要带领群众,教育群众,改造群众,武断性地将等值的人与人关系,按其自我创立的标准设置改造与被改造社会实践,而不管是夫妻、父子与师生关系,都要以党性原则来取代人性。毛泽东时代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来源于此。在如此强调党性原则的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权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自由。否则又将党的“先进性”放在哪里?
   
    然而,人是由自然性决定的,人的性质是天生独立、无差别的。从物理法则上认识问题,分子间的无差别在际间联系里就必然是平等的。在自然平等的人际联系中,从来就没有先进与落后、教育与被教育,改造与被改造的这种属性。由此可见,“党的先进性”说教,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为要维持“先进性”的努力,注定是要颠覆平等性!
   
    因此,在当下中国共产文化环境下,以党的意志强制只服从自然律和自由本性的自然人,服从主义设定的目的性与政治制度便就成为了“必然”。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党无所不在地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化着自然人的天生共同性与平等性。今日中国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不少所谓“政治最坚”、“党性最强”的人,正是幕前学雷锋,幕后“包二奶”,人性裂变最彻底、最富有欺诈性和虚伪性的人,腐败分子成克杰就是声称“一切成绩来自于党的培养”的典型代表。
   
    “阶级性”是无法还原的抽象提法
   
    马克思所谓“阶级性对立”的理论,就是关于进行阶级斗争、阶级革命和阶级统治的学说。
    所谓“阶级性”,一直被共产文化解释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思想意识所必然具有的立场特性。按此解释,这种特性就是由人有无私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并反映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因此,共产文化以此为依据,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社会属性,并推导出在阶级社会中所有的人性,都表现为阶级性。由此推论,人性便没有了共性,任何人性都被打上了阶级的印记。一些人至今怀念的文革时期,当权者竟按其主观需要随意划分阶级,他们把有权有势、有房有车有保姆的红色贵族称为“无产阶级”,而将实质上已经沦为工奴、农奴的前地主、富农、资本家、被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和 “叛徒、特务、走资派”及其子女统称为要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阶级的“黑八类”。
   
    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统治纲领,不仅对文化宣战,而且对人性宣战。于是便有了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的政治实践,用“亲不亲阶级分”“爱不爱路线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等系统魔咒,对人性进行分裂,对百姓进行精神控制。那时的当政者,还在党内搞资本主义当权派,甚至文学作品中都不能写“中间人物”。
   
    有关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和阶级性问题,从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与梁实秋论争开始,到后来革命文学的兴起,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回归人性的努力,人性和阶级性之争,一直在文学领域撕裂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情感。记得《芙蓉》2009年第5期上发表过李望生的中篇小说《金钩胡子》,此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人性和阶级性折磨人的心灵这一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奇妙矛盾组合”。人们不该忘记,当年彭大将军抗美援朝回来是低着头走进“阶级胜利者”为他搭成的“凯旋门”的。因为他在服从“阶级性”魔咒的同时,牺牲了自己太多的士兵。他此时此刻,同样在遭受阶级性分裂人性的那种煎熬。
   
    今天,当我们用科学的求证法认识问题时就不难发现,阶级性这种撕裂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理论,同样是停留在观念中而无法进行载体还原的抽象提法。其实,以自然世界观认识问题,人本就是自觉自主的生命活动,人的本质特性是不可改变、不可否定的,由此特性便决定了它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圆和统一。而共产文化以自然人有无财产的这种所有权形式,抽象出来“阶级性”概念,从而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并用社会属性排斥自然属性,又用阶级性替代社会属性。于是人的共同自然本质就由此被异化分裂了。在这种文化魔咒中,人一方面属于自然属性中的自我,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政治原则的操纵,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元背离,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识上虚构假我。那些出卖灵魂,为“阶级性”服务的“告密者”,体现的正是这种二元背离。
   
    “被代表”是最经典的政治造假
   
    如前所述,政党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体现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利益。然而,共产语话中的“党性”理论,不仅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党被自己决定处于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地位,并强制性地与民众在没有“票决”,既没有授权,没有委托,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制约下,建立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被代表”关系。这不仅分裂了人与人的平等性,而且直接剥夺了公民政治自主的选择权。
   
    在现实政治中,由于不同政党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现代社会任何党都试图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与方向。因此,任何所谓 “党代表全体人民”说辞,向来都是伪命题。又由于人与人的认识、利益与愿望总是不断变化的和千差万别的,因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贯代表民意,所以才要定期竟选。所谓人民被代表的“一贯拥护”或“一致拥护”,是当代中国最典型的政治造假,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对人们的精神实施控制。
   
    所谓“代表”,本是“际间”的一种委托关系。就是说,任何发生“代表”的关系,都应对不同利益主体才会有意义。代表关系一定要能够还原进“际间”联系中,产生对应作用。只有在“际间”联系中存在着“不能被代表”的主体时,代表才能产生真实职能。例如在谈判桌上,代表只有代表某一方,谈判才能成立,如果你声称代表每一方,谈判关系就不可能成立。再如在国际会议上,各国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国际关系才能成立,国家间的会议才有意义。而当今中国,党声称代表全体人民,“三个代表理论”面对的显然不是国际社会,而是国内民众。你声称全体人民都被代表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再有任何党意志之外的利益实体与纷争了,因而这个国家的所有会议与协商制度,也就都是假象与虚构的了。由此可见,在如此共产文化魔咒中,强制与人民建立的“被代表”关系,是多么的荒唐与虚假。
   
    “被解放”是主观臆造的“经文”伦理
   
    在共产文化中,另一种分裂人性与平等的虚构关系是解放与被解放关系。共产主义就是声称暴力“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与实践,马恩列斯毛被并称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大救星”,其军队又称为“解放军”,很有点天兵天将拯救人类的味道。由此以来,作为平等立于天地之间,有着共同无差别的同质人,又被建立起需要解放与被解放的魔咒关系。“革命者”以救世主的心态,面对群众,认定所有的群众都是需要自己“启蒙”“拯救”“普度”的对象,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请求不请求。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人与人的主附关系。党的领袖所到之处都要前护后拥,体现对人民居高临下的关怀,可谓君临天下,“皇恩浩荡”。于是就要全民齐唱“东方红,太阳升”、“党的政策雅克西”。他们理由就是人民是“被解放”的,“被站起来”的。在如此文化魔咒里,内涵着一种上帝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的“被创造”“被驱动”关系。而这种关系更无法把它还原到人类平等“际间”的真实中,而只能归属于主观臆造的主义“经文”伦理里。
   
    其实,普遍的人权原则就是承认人的共同性本质与平等资格是被先天授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的规定性。而在共产文化世界中,社会没有了平等,国家没有了民主,公民没有了权利,个体没了有自由。人民如同被牧主放逐的羊群,任由以其意志需要被驱赶向何路——一会儿苏维埃,一会儿中国特色。人们在普世阳光的春天里,丝毫都没有自由选择走什么道路的权利。其实,普世价值观之所以能被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在全世界范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原因就是相同的人性与人之本能、人之理性。由于人性相通,所以不同的人群才会有共认的价值观。否则社会关系就无法维系。
   
    我们需要一场新理性批判的洗礼
   
    我们人的“类”理由,正是因为有了抽象概念的能力才形成了理性。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反映对象,揭示对象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只有对概念进行对象还原,才能检验它的真与伪。因此,本文才对共产政治文化借助“党性”、“阶级性”、“被代表”与“被解放”这些似是而非概念形成的上述两种性质与两种关系伪理论,进行澄清、揭示与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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