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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关于上海世博的两篇文章(2010/09))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己竟然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开始抱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大部分时间人头攒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下雨,为什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果他们经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说实话,都是看个热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 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水袖挥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
   
   南方周末:在世博会筹备期间,你对国民在世博会上的表现预期如何?
   
   吴建民:世博会开始之前,我在全国各地对公众有很多次讲座,讲完之后大家提问,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说我担心公民的素质。我就举了个例 子,2003年秋天,上海举行上海世博论坛,请各国人士献计献策,当时我们住在老锦江饭店,要过马路去花园饭店参加会议,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诺盖斯和名 誉主席菲利普森两人过马路的时候就紧紧把我拉住,然后感叹说在中国过马路要有很大勇气。这些人都是见多识广的人,过马路都这么紧张。我当时希望世博会的时 候不要发生,师傅们见到行人的时候,能不能让一下,不要往前冲。这次我作为评委在世博园里走的时候,就看到汽车对行人比较客气了,这个就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世博会开园以来,公众对于游客文明行为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这里面有外界的批评,也有网民的自发反省。你会给游客的表现打几分?
   
   吴建民:如果我打分的话,会打80分。我几次去世博园,最长的一次是7月5日到9日,我是上海世博会国际评委会的委员,一共有9个评委,我是 其中之一。这五天时间,我们看了83个展馆,在世博园里与公众接触,到展馆内与各国的工作人员接触,最后我的印象就是刚开园时那些非常不文明的行为,比如 乱扔垃圾、不排队、冒充残疾人、抽烟、大声喧哗大为减少。
   
   上海世博局的负责同志告诉我,5月1日开园之后可以感觉出来公众的文明素质明显在提高,他们甚至提出来,世博园里的老百姓比世博园外的更文明。上海市的领导也希望以世博会为契机,来推动上海市民乃至中国公民素质的提高。
   
   为什么大家对世博园里里的公众表现十分关注,网上议论、批评、表扬都有,我想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国家老百姓十分重视重大的国际事件,这时候全球聚焦,大家对国家形象很关注,所以对不文明现象的抨击,是可喜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网民的批评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赞许的,把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在网上公之于众,这反映出来我们国家老百姓的文明意识在上升。
   
   南方周末:园区的管理和硬件设置是否有值得提高的地方?
   
   吴建民:从世博园的设施来看,一开始不是太完善,但是世博局的领导、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对老百姓的意见十分重视,马上就办,所以排队的地方加上 了防晒的顶棚,垃圾桶不够的马上增加。所以现在世博园内设施比较完备,管理也比较到位。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告诉我,他说上海世博园的厕所比欧洲的公共厕所 干净。世博局的同志介绍,一天就要打扫十几遍。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出现种种失礼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吴建民: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文明古国,老祖宗很注重礼节。小时候我们父母教育,见客人的时候不要翘二郎腿,吃饭不能出声,别人说 话不能插话,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传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以大老粗为荣的时代,讲话带脏字。1965年,我从团中央回到了外交部, 当时我们外交部翻译室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各个大学的干部在那里,翻译室的政工干部找我们这些小青年训话,第一句话给我印象深极了,“我是大老粗!”这是革 命时期的传统,以工农为本,批判知识分子带来一个负面结果,就是以大老粗为荣,以不文明为荣、文明为耻,应该说这是一段误区。这与中国革命进程有关系,共 和国成立之后,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很多运动都是批判知识分子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走出去看世界,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人表现得还比较文明,我们相比 之下反而有很多不文明,所以我们在提高大家物质生活的过程中,提高中国人素质的呼声也在提高,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反映。大家开始慢慢说不文明行为“不 行”,这个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世博会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大家聚焦这个问题。我看到这种现象之后,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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