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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领导了抗日救亡战争?

   
    到底是谁领导了抗日救亡战争?
   
   南郭点评:2010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中国战胜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共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抗战”。同日,胡锦涛亦说抗战“国民党和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中共公然继续欺骗国人,厚颜无耻地宣称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仿佛谎言说一百遍便成为真理。本文是南郭在查阅数十部西方大学院校历史学专家教授学者的专着基础上,综合归纳的中国抗日战争简史。因为作者们既非共产党人也非国民党人,例如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教授爱德华的论着最详实具体,但他实际上相当亲共,因此其论述客观公正与权威性不容置疑。国民党官方历史统计对日会战23场,打了1117场主要战役和38931场小型战斗。这一数据不包括共产党的 抗日战斗。国军在抗日战争中伤亡330万人,海军全军复没,10万吨战舰全部打光,空军牺牲4325名将士,国军将军以上的将官战死沙场高达210 名。共军仅两名将军(左权)死于抗日期间但皆不是战死沙场,迄今中共拿不出八路军和新四军战死于抗日战争的人数,也没有任何打了多少战斗的数据。
   

   一、蒋介石是中国唯一能够团结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佳领袖
   
   张学良在1936年初便与共军接触达成消极内战协议,1936年4月日张学良再次与共军谈判,允许共产党在西安设办事处,及秘密电台[1]。1936年12月初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西安一个天主教堂内秘谈了一整夜。并于1936年12月4日与共产党签定一项秘密协议共同抗日救国。张学良为延安共产党在西安设若干贸易点,供给其武器弹药,无线电器材和医药,互换通讯联络官,并告诉共产党一些他的计划[2]。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抵西安会见蒋时张称他不准备再打共产党,并促蒋介石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说围剿将继续,他带来一批强硬将官,包括陈诚,拟取代张来清洗共产党。张于是下决心按杨虎城的建议行动。12月12日黎明,150名张学良的亲信突袭蒋下的温泉宾馆,绑架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被张学良绑架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泽东喜极,中共政治局号召消灭蒋介石,应由人民法庭审判。但斯大林视蒋介石为面对日本侵略团结统一中国的唯一最佳人选而反对杀害蒋。共产国际谴责绑架,指责其客观上造成抗日事业的损害。周恩来被派前往西安协调释放蒋介石。[3]当周恩来见到宋美玲时说,(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周恩来反复称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抗日。蒋介石说不应再有内战,“我们相互打了这么多年,我时常想起你”他补充道,“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合作”。[4]海明威称蒋介石是一位具有政治家头脑的军事领袖。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称赞蒋介石“是个不可征服的人,富有远见和伟大的勇气。中美之间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紧密的深厚友谊和团结。”[5]
   
   二、中共明示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下奉行三民主义暗中却不断制造事端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致电蒋介石公告:“中国现在已经恢复统一团结,他们现在将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下,与国民党并肩战斗,抵抗日本侵略者。”1938年初依国民政府命令红军约20000人重组成第八路军,朱德任司令,彭德怀任付司令,林彪,刘伯承和贺龙分别任115师,129师和120师师长,后并入第18集团军;散布在江南的共产党游击队约10000人,重组成新四军,由叶挺和项英担任正付军长。八路军并入第二战区归司令袁西山指挥,新四军依国民革命宫事委员会命令归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指挥,在南京与武汉之间的江南活动。[6]但是共军从一开始即仅是名义上归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实际上只听延安的命令的独立实体。不理采国民军事委员会的指令,扩张到国民政府指定给他们的区域,吞并国民政府留在敌后的地方军队和游击队。随着实力增强,共军公开袭击国军,共产党将其控制区称做解放区,建立独立于中央政府的苏维埃式的组织和行政机构。[7]
   
   三、毛泽东两度当众高呼“蒋介石委员长万岁!
   
   1945年9月18日,在纪念日本入侵东北14周年的重庆茶会上毛泽东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1945年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一个500人参加的晚宴,毛再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众人鼓掌欢呼。次日毛与蒋进行了一小时会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问毛关于与国民党合作他的观点,毛避开话题,未作任何清晰的回答。我说共产党必须放弃独立领土的观念,毛表示同意。但是毛是否真正可以信任?毛是否因我的诚意而感动?”[8]1945年10月11日政府发布共产党同意的《双十协定》:呼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施实“和平重建基本原则”。宣布国共双方将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按三民主义指导,克服任何困难,为建议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中国。[9]日本帝国上议院大臣比较评价汪精卫为“缺乏诚实正直”,蒋介石为“英雄的生活”。[10]
   
   1943年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分别与美国和英国签定新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归还所有割让的领土(除香港之外);废除1900北京条约;随后中国与一系列国家分别签定了类似的条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1]1943年11月底,开罗会议,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把中国奉为极成战后世界的四巨头之一。不过,1945年2月日雅尔塔三巨头会议,未邀请中国参加且会议内容四个月后才告诉蒋介石,表明中国当时还不是一流大国。“我感到比伤害和悲哀严重得多。中国人民被置于一个从未有过的危险的困境,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唯有依靠自已的汗水,没有其他方法突破压迫和黑暗”。蒋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10月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并成为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四、中共实质上一直消及抗日,阴谋反蒋,暗中勾结日寇破坏抗战
   
   铁的事实充分证明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广大国军将士浴血奋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巨大而惨痛的牺牲,而中共则不顾民族利益,为一党之极端私利奉行消及抗日,阴谋反蒋,暗中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恶政策。实质上严重破坏和抑制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布署。毛泽东在朱德宣誓就职八路军总司令就职时说:“中日战争给我们共产党一个绝佳的扩张良机,我们的策略是七分尽力扩张,二分与国民党周旋,一分抗日”。[12]
   
   从中共之父斯大林到中共三朝元老周恩来至毛泽东本人反复公认蒋介石委员会是中国唯一能够领导团结全国人民抗战的最佳领袖,是应当万岁的伟人,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至八路军,新四军均明确服从二战区司令袁西山和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将军领导,中共反复公然欺骗国人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难道中共不是最下流无耻的超级巨骗吗?!
   
   2010年9月5日第236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1] [1]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279.
   
   [2]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67
   
   [3] 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utledge 2003) p.187.
   
   [4] Fenby, Jonathan, Generalissimo( London: Free Press, 2003) p.10-11.
   
   [5]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410.
   
   [6]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5.
   
   [7]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
   
   [8]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455.
   
   [9]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XIV.
   
   [10]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360.
   
   [11]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Longman, London 1998) p.67.
   
   [12]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
   
   
   

此文于2010年09月0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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