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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远见卓识 肝胆相照

《还原蒋介石》:远见卓识 肝胆相照
   郭国汀译著
   
   南郭点评:蒋介石在赴苏联考察期间曾精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考察苏联后蒋得出结论:“我确信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恐怖暴政,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不相容”;“不能信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苏联不能完全信任。我告诉你,对苏共所说的话,我们只能相信30%”;“苏联共产党的唯一目标是使中共成为其合法继承人,并苏维埃化我国”。另值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到1928年初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的中国出版自由由与思想言论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2010年9月26日第239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十、远见卓识 肝胆相照
   
   苏联外交代表越飞1922年8月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见孙中山,告知苏联拟帮助他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孙此时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急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以实现其毕生奋斗的目标。越飞因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于1923年1月13日亲赴上海经与孙中山数次长谈于1月26日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上海宣言》,“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1] “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这是‘联俄’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 则是‘容共’的条件。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仅是允许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而非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因西方列强拒绝支持他,故被迫转向苏联。那时孙中山主要考虑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因此获取军事援助成为头等大事,故他拟派员前往苏联考察获得军援的可能性,蒋介石自然成为首选。
   
   正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孙中山由于急于寻求外国援助,同意接受共产党人个人加入国民党,于1923年7月,派蒋介石赴莫斯科学习考察苏联军事,并面呈斯大林、托洛斯基和Chicherin私信:“朋友们能帮助我在中国的工作,我派蒋介石先生赴莫斯科与诸位讨论具体方法和途径”[2]。1923年8月16日“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介石持孙给苏联领导人的介绍信,率团(沈庭义,王登云和张太雷)从上海经满州赴苏联,9月2日抵达莫斯科,会见了包括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等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未能见到列宁,因为列宁当时已病重;他们着重研究苏联共产党,红军和政府组织,访问了苏共中央党部,政治局秘书处,考察红军政委系统;考察彼得格勒三天,访海军学院;1923年9月17日孙中山致卡拉汉函。[3]11月25日蒋介石等人出席第三国际的一个会议,蒋发言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苏联外长()告诉蒋介石蒙古想与苏联结盟,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蒋介石次日致函外长称“日前你说蒙古害怕中国人,我必须告诉你,他们不是害怕国民党,而是怕北京政府的军阀,如果苏联与蒙古真诚的友情,应当尽力使他们解除这种担心。”蒋与托洛斯基会谈时,托说“自1920年波兰战争后(即苏联红军入侵波兰遇惨败)列宁得出结论,苏联将尽力道义和物质上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再直接军事支持,苏联将尽力从武器和经济上援助中国民族革命。” 蒋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探讨苏联支持国民党从库伦(乌兰巴托)攻击北洋军的可能性,当时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统治北京政府。(苏共夺权后,部分白军逃到蒙古后继续活动,苏军趁机进占了库伦,从此苏联一直把蒙古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趁机向托洛斯基时提出该请求。但托洛斯基说, “中国人如果要进攻北京的话,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出发,国民党人的脚步绝对不允许踏进蒙古的土地”。当晚,蒋介石在日记写道:“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别看他口口声声讲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1923年在莫斯科,中共曾动员蒋介石参加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拒绝,理由是参加中共这是一件大事情,他要请示孙中山先生。[4]
   
   10月10日中国学生来到蒋住的宾馆庆贺双十节,蒋发表有关孙中山的谈话后,共产党学生指责蒋介石偶象崇拜。
   
   11月29日蒋介石一行乘火车回国,于12月15日抵上海,然后返奉化写了一份书面考察报告,对苏联政策表示担忧,“从我的观察和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我注意到苏联存在激烈斗争,共产党内亦然,我确信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恐怖暴政,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不相容,这些是我在中国永远也无法想象的”。蒋介石说:“你不能信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苏联人缺乏诚意,苏联的政策是沙皇主义的别名而已。寻求吞并中国东北领土,并苏维埃化国家。苏联共产党的唯一目标是使中共成为其合法继承人。他们不相信我们国民党能与他们永远合作获得成功”。12月30日接收孙中山电报要他尽早返广州报告中苏合作的所有问题,并作出计划。1924年1月当蒋面见孙中山时再度表示了他的担忧。孙说:“别让你自已被怀疑和担忧陷入困境”。
   
   那些相信苏联是中国真正朋友的国民党员严厉批评蒋的报告,包括他的朋友廖仲凯。蒋给廖仲一封信重申了他的担忧,并补充说明,该信附件在中央执委会成员中传阅:“有关苏共,我相信应当区分事实与理论,我们不能仅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理论的某些方面,而无视事实,我个人观察得出的结论:苏联不能完全信任。我告诉你,对苏共所说的话,我们只能相信30%。这确实令人沮丧,考虑到你对苏联的过度信任,我不想使你过分不安。就他们对孙中山的态度而言,仅共产国际成员,区别于苏共成员,似乎对孙中山持高度尊敬。在俄国的中共党员时常贬低和怀疑孙中山。”[5] 大陆研蒋专家杨天石却称蒋“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说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实际行动有很大的差距。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边疆,对蒙古、新疆有野心”。似乎有意掩盖的蒋函的关健内容,虽然可能并非杨先生的本意,因为在大陆公开发表的任何言论,都被中共暴政强暴过滤。
   
   1923年10月,曹琨通过贿赂和威胁议员当选总统,他既腐败又无能。孙中山建议以国民政府取代军政府,而国民政府不是孙中山过去努力建立的宪政政府。此时他已对西方代议制政府丧失信心,不过他仍信仰民主,他主张在实现宪政以前应当有个训政时期,早期的(1905年)三民主义仅有非常简单的原则。民族由原来的推翻满清政权,进一步成为将中国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在中国所有的民族权利平等;民权由原先用共和政府取代君主制,发展成不仅包括许多间接权利,而且具体的选举权,动议权,公投权和弹劾权;民生由由早先的平均地权,变成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6]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为黄浦军校筹委会主席,2月3日蒋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委员,因有关部门拒拨军校开办费用,蒋愤而拂袖离粤,直到4月21日,在孙中山等催促下,蒋介石才回粤就职,5月3日任命蒋为黄浦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的广东军参谋长;孙任命廖仲凯任军校党代表,其权力与校长平行同等。李济深任训练部主任;王博林任教学部主任;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学部副主任;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源中任政治辅导员。
   
   5月5日,首批350名学员入学,到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时已有500学生;军校初创时仅有960名军官,仅一年后便剧增为30000名军官。军校首任苏联教官帕夫洛夫(Pavel A.Pavlov)是位战争英雄,不幸于1924年夏天淹死。后由瓦西里(Vasillii Blyukher)继任。苏联教官原定学员须经18个月培训,蒋介石因想培训越多人越好,坚持缩短课程,结果黄浦军校的课程仅六个月。黄浦一期645人,至1926年,已有3000人毕业,其中有越南的胡志明。双枪科享(Morris Cohen)原系孙中山的保镖,后成为蒋介石的保镖。尽管军校既缺钱又缺枪,在一年内超过2000名学生受训。
   
   蒋介石本人时常亲自上课演说。蒋与学生同吃同住一同早起做早操,尽管对学生纪律要求严厉,从各渠道调查表明,蒋深受学生们喜爱。蒋有一次在军校讲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肥鹅和一个炉子说:鹅代表俄国,如果不能快将鹅烤熟的话,它将成长养大并将厨子吃掉,自已下厨,将中国放在烤架上。1926年陈立夫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1925年7月1日南方国民政府汪精卫成为主席和军委及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传闻有人欲暗杀廖仲凯,汪精卫和蒋介石。1925年8月20日廖仲凯被暗杀,汪精卫、蒋介石当场痛哭失声,胡汉民则面无表情。后包罗庭借口胡汉民及其兄涉嫌,将胡汉民驱逐至莫斯科考察,实则夺其权力;后来查明该暗杀阴谋疑为陈炯明及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所为。英驻港总督曾向英国请求拨款用于广东消灭红色运动基金,伦敦回电指示他放弃此念头。[7]
   
   南方政府没有自已的军队主要靠雇佣军维持秩序,因此广西和云南雇佣军控制着广东财政收入,他们不乐意军校的成功,他们知道党军的壮大不可避免影响他们在广东的权力。哈佛大学毕业的宋子文,美国顾问评价他:有良心,急智,务实,反应极快,归纳简洁明快,他负责财政,非常高效,使税收增加两倍,银行存款增加了六倍,为蒋介石提供了充分的财务支持。
   
   [1]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2] C.Martin Wilbur’s Sun Yat-sen, translated by Patrio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6)p. 151
   
   [3].
   
   [4]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p.243-244.
   
   [5] Furaya p.117. Keiji Chiang Kai Shek (New York: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1)p.117.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62.
   
   [6]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19-20.
   
   [7] Wilbur, C.Martin, How, Jwlie Lien Ying, Missionary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p.168,203(note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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