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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后的中国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 傅申奇

   1997年 原载吴仁华主编《自由新闻导报》

   

    邓小平于今年二月二十日去世,真正拉开了中国邓后时代的帷幕。在过去几年里,人们一直在讨论、预测邓后时代中国的走向和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有人把邓小平与蒋经国类比,认定“李登辉是江泽民的镜子”,把李登辉时代称之为“没有蒋经国的蒋经国时代”,而把江泽民时代想象成“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也有人把邓后时代与毛后时代相比较,认为:“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已经基本奠定,潜在的威胁力量虽不能说没有,但看不出有强大的力量。邓小平在‘六四’之后有时间为身后的稳定作出安排,比如对‘杨家将’的处理,这是为泽民的权力扫清道路。----江和当年华国锋的情况,完全不同,毛泽东没来得及做的事,邓小平已经做好了。”也有人说:“蒋介石的去世为台湾走向民主化道路创造了契机;而毛泽东的死,则成为结束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条件。可以说,每个政治强人之死都改变了一个时代。在中国的政治仍未走上现代化的今天,邓小平这位最后的政治强人的去世,也必将激起波澜。”邓后时代必将“是一个大变动时代”。也有人说:“动荡难以避免。”总之,邓后时代是平稳过度,还是动荡、混乱?是大乱、中乱还是小乱?众说纷纭。

    我以为,谈邓后时代可以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可能的角度,一种是希望的角度。我想先后从这两种角度直抒己见,提供一家之言。

   

    对邓后时代有重大影响的几个因素

   

    目前的中国不能孤立地加以考察,因为中国处在复杂的系统之中。从内部讲,有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从外部讲,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联系日益增长,反过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增长。既不能纵向地与晚清的中国相类比,也不能横向地与其他共产集权国家相类比。既不能与先前的毛后时代相类比,也难以与平行的蒋后时代相类比。当今的中国有许多这些国家、地区;这些时代所没有的特点和因素。这些因素呈现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交会互动的状况。

    这些因素大体可以罗列如下:

   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

   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及政治反对派。

   两岸关系。

   回归后的香港。

   西藏、新疆等的分离问题。

   国际社会的压力。

    一、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皇权是天赋的,所以皇权的接替要讲究正统性、合法性。例如,雍正要把“传位十四太子”,改为“传位于四太子”。三国时的蜀国要推出与汉皇室有讲不清关系的刘备。但共产集权政权则打着人民的旗号,最高的领导人永远是人民的最好代表。所以苏联有人民的保护神斯大林;中国有红太阳毛泽东;朝鲜有人民的慈父金日成。共产集权政权的接替也要讲究合法性和正统性。这种正统和合法是强调路线、大政方针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是鲜有成功的。

    中共政权是带有浓重皇权色彩的共产集权政权。回想一下毛后的遗嘱之争就很有意思。一方面是少壮派的“按既定方针办。”,另一方面则是“你办事,我放心。”。

    但是在一个打着人民旗号的共产国家里,人民的好恶是有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经济、交通、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民众的意志是不能撇开的。

    华国锋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粉碎了少壮派,他所冒的社会动荡的风险比中国历史上历次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小。原因是他顺应了民意,人民自发的“四五”运动为此奠定了基础,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人民自发地集会游行,支持华国锋的“决策”。但是具有正统性、合法性的华国锋也没有坐稳。原因何在?因为更能代表民意的邓小平向他发起了挑战。也许有人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华国锋赶下台,是因为军队的支持。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政治还不能脱离军队的阴影。但我认为:邓小平的复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于民意。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周恩来逝世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大规模民众自发集会,呼吁邓小平上台。当时有诗曰:“小平走上台,四化前景开。”上海和各地则有倪育贤等许多人张贴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诗词、标语。其后,知识界、理论界、

   文艺界人士积极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邓小平。七八年底,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民众集会和民主墙运动,在更大程度上为邓小平的掌权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时政治上的民主反对派虽已经出现,尚处于起始阶段,大多数小团体和活动分子,出于对民意的了解和策略上的考虑,打着拥邓反华的旗号,只有魏京生等不多的活动分子直接对邓小平有所抨击。所以,这一次的权力转移是以平稳的方式完成的。

    邓掌权后,在经济上顺应民意,放开、搞活。但在政治上固守不前,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导致了八九民主运动。“六四”镇压,不仅使邓小平丧失了民意,也使共产党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因此,邓后时代的一个大问题是:共产党的统治能否继续下去?而不是通常的权力交替时期的动荡。在此条件下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将伴随着社会的脉搏而跳动。无论斗争在哪些代表人物之间进行,( 例如:赵紫杨的复出之争或者乔石的议会权力与党权之争,等等 )都会有两个特征:一。斗争的双方都会小心翼翼地利用民意,又使民意的作用不超出有控的范围。二。斗争的双方为了共同的生存利益而相互妥协和让步。假如某一方不顾共同的生存利益而决意取得优势,那么这种斗争就超出了内部权力斗争的范围而转化成社会斗争。例如:如果要求赵紫阳复出的政权内力量,执意打着民意的旗帜,促使赵复出,那么必然会与社会上的各种力量结合,赵就会演变成戈尔巴乔夫式的历史英雄。政治改革势在难免。其结果,不管共产党是否存在,也不管共产党是否执政,共产党的统治即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即宣告结束。就会象台湾那样走向民主政治。或者江泽民立意要垄断一切权力,不仅复辟主席制而且要复辟主席终身制。那么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而这种反弹力量必然是政权内和政权外力量的联盟。其结果,要么是江泽民运用绝对的暴力压制反弹力量暂时取得成功,但很快就会引来社会革命甚至暴民造反,共产党统治土崩瓦解就为期不远了。要么是反弹力量取胜,民主化进程开始。那么,如果权力斗争的各方都足够理智,为了共同的生存利益而妥协,邓后的中国将会怎样呢?

   共产党的统治能否维持长久呢?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的讨论。

   

    二、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及政治反对派

   

    中国的市民社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迅速成长,非国营经济的成分大幅度增长。以前那种每一个企事业单位,都是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的格局已经打破。人们已经生活在市民社会里,而不再生活在政治国家里。今天江泽民“讲政治”的喧嚣和当年毛泽东“讲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其影响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原因就在于专制主义的基础已经动摇。中国人今天普遍的政治冷漠,实质上是对官方政治的冷漠,同时也因为暂时还看不到超越这种政治的可能,而这正是市民社会日渐发达的标志。想当年,最厌倦政治的人也不得不表示对政治的热情。今天的人们却有了表达这种冷漠的可能。可以预言:一旦出现了超越这种政治的可能,中国人的政治热情将会再度高涨起来。

    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出现了多元结构。在诸多的利益中,除了以权致富的新官商阶层与专制政权息息相关外,其他的利益都与专制统治背道而驰。从这个角度看,邓后的江泽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放任市民社会发展继续削弱专制的基础;要么加强专制控制,抑止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整个市民社会对抗。如果没有成熟的政治反对派的话,前一种选择就会成为典型的和平演变,共产党逐渐退出政治中心,各种制衡力量和新的主导力量便缓慢的聚集。如果江泽民愚蠢地选择后者,那么,不管有没有成熟的政治反对派,结果只能是:共产党迅速被淘汰出局。

    问题是:江泽民即使选择前者,并且也在内部斗争中取理智的态度,也难挡大势。因为中国已有了政治反对派,因为共产党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和对异议分子的不断镇压,特别是因为对八九民运的血腥镇压,政治上已经完全破产。“共产党搞不好了!”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因此市民社会中任何正常的矛盾都会转化为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共产党防不胜防,而愈防愈造成反感甚至反抗。在大城市里,如果警察与市民发生争执,旁观者不管理在哪边,照例是攻击警察,接着骂当官的,接着就是骂共产党。民和官的对立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政权象中共政权这样,腐败得这么迅速、这么彻底。无官不腐、无官不贪已为整个社会所确认。在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已大部分恶霸化。民与官的对立随时会演变成暴动。江泽民如果不真正进行政治改革,拖着这辆破车能走多远呢?

    并且中国已经有了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发韧于“四五”运动,从七九民运的众多小团体,到八九民运的大规模组织。已成为一个不可消除的客观存在。由于中共以暴力为依托的高压控制,反对派在国内还不能规模性地公开存在,但无形的反对派始终存在并随时都会成为有形的反对派。由于失业问题的严重,对农民盘剥的加深,以及新兴有产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已经奠定并日益扩大。处在当今开放系统中的人们,既然已经认识到自由、民主的可贵,以及对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就不会满足于皮毛的改善,革命不可避免。问题只是:发生平稳的革命?还是发生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从专制的社会法则转向民主的社会法则。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已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转变。这一转变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对邓后的中国有了重要作用。

    三。两岸关系

   

    中国人早就明白了:台湾人民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倒是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台湾的神话再也编不圆了。现在台湾实现了民主变革,中国人也从中明白了:中国人并非愚昧到不会过民主生活,而非要皇上每时每刻来指指点点。台湾的存在本身成了最好的启蒙老师,成了推动大陆政治改革的巨大压力。台湾人民不愿过卡住喉咙的日子,要分家,是完全正常的。邓后的江泽民如何对应?如果在大陆也实现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谈统一,当然容易得多。如果江要当皇帝,并且这个皇帝还要当到台湾去,那只会加强台湾的独立倾向,结果只有武力攻台一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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