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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高采烈地内斗吧

   陈永苗:兴高采烈地内斗吧——评韩寒《游行的意义》
   
   中共专制有一种强大的本事,那就是让民众的各种价值,例如民权与民族,左与右进行内斗。一定要警惕避免让矛盾转移到人民内部中。不要相互否定,不要非此即彼。
   
   2005年7月郭飞雄、范亚峰和我掺水抗日运动,并且以宪政爱国主义旗帜引导民族主义,克制极端民族主义,当时中共政策由刺激民族主义,转为同时刺激和控制。在王小东,黄纪苏等人呼吁之下,民族主义潮流有着巨大进步,走向政治成熟,并且不断有民权,民生的诉求,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与民族合流。不进步的仅仅是被诱拐来撕咬民族主义的“伪自由主义”,一群白卫兵,兴高采烈地发动内斗,嘲讽保钓。按照我的观察2005年的保钓或者民族主义浪潮,已经是双刃剑,对中共而言伤人也可能伤己。中国保钓志愿者团队负责人李义强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说,在福建渔村流行着「防火防盗防保钓」顺口溜,更有甚者,当局几乎把保钓人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加以监控,「一次次封杀我们的保钓申请,一次次被找去『喝茶』,取缔我们的保钓协会,关闭我们保钓的网站。这次又阻扰我们去台湾参加两岸四地保钓研讨会,也不让我们出海保钓。民间爱国保钓竟然如同犯罪,情何以堪?李义强说,「正是中国政府的软弱,才使日本越来越蛮横强硬」。

   
   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最近中国和国际调查研究表明,中共政府越来越难博得中国年轻族的信任,也就是3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却是未来中国的中流砥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最新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25岁以下的中国人一致表示出对政府的怀疑,而这种不信任程度超出比他们年岁大的长辈。在这样的漩涡中,中共是政治成熟的,民族主义潮流是逐渐走向政治成熟的,而只有白卫兵是政治幼稚的。纵观整个网络,支持保钓者同时支持反拆迁,民族和民权一体,民族主义者同时是民权主义者。只有反拆迁中的一小撮白卫兵,把二者对立起来。
   
   民权与民族的内斗不过是彰显各自群体在任何场合的首要性,谁是第一位的。各个主义信仰者,都可以认为自己的价值是首要的。可以善意的批判,但是不要否定对方的价值。在特定的历史之下,不同的时政中,不同的价值,会占据首位。这时候不要争宠争先。
   
   “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这是美国国父杰佛荪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接近这个时刻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十年。在毛泽东那里,政府与人民之间潜在的敌对性,潜在敌我之分。只要激发这种潜在的敌对性,用来说服民族主义,那么就足以在宪政爱国主义旗帜之下引导,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用民权来批评,趋势有激发潜在的敌对性的能量,可是“争宠争先”式的批评,激发了内斗,反而让专政与国家一体起来。批评专政,不要滑向自由卖国主义一边。例如左派那样,将官僚集团当做买办资本主义处理,于是当做了外敌,就是很好的做法。辛亥革命将清廷当了外夷,共产党将国民党当了买办集团,都是很好的政治手段,可供借鉴。民族、民生、民权等诸多价值一体,而将专政政党至于对立面。
   
   我们应该防止,因为我们的民权批判,进一步帮助专政的内化于国家,党国一体。激发美国宪政中政府与人民的潜在敌对性思潮,将专政外化于国家,成为外面入侵内部的异物,把内患当做外敌,成为最大的外忧,与俄国尤其是日本的卖国历史关系,足以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把党国掰开,从专政政党手上拯救国家。这样维权与维护国权可以统一,家园与国家可以有统一性。小资产阶级分子确实找软肋处反击,保家不如卫国。可是这是自然天性,不可以启蒙更改的。民权主义者一样欺软怕硬,这是自然天性。我们都是跪着的。不要以为半跪着,就可以高全跪着的一等。五十步笑百步。
   
   在专制内的生存,包括对专制的异议和反抗,都有着原罪。不仅民众,而且知识分子。二者的不同在于民众由于在专制体制之外,原罪较轻,可以容易摆脱。而知识分子又作为受害者,又作为加害者,而且又会无视体制原罪,自我以义,自我美化,其原罪尤重,而且不可自拔。不要以为对专制的异议和反抗,就一下子到医院挂了号,就没有了原罪。不见其然。沾染原罪的异议和反抗,不过是革命者继承了被革命者的遗志,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就像残暴父亲的生命,在曾经抵抗父亲又成为新残暴父亲的儿子身上的延续。内斗,不过是青春期背叛的儿子们,在残暴父亲面前的“献媚争宠”。
   
   我们都是专制体制猫手下玩弄的老鼠。我们都是强大必然性秩序之下的老鼠。刘荻的id叫做不锈钢老鼠,这一个很好的喻词。刘荻早期的文章和政治童话,很自然而然的将“我们作为老鼠”的困境表达出来。既定格局内的一点残羹冷炙,然后两桃杀三士(鼠),在民众穷人之间分出等级,分出高低,然后让其竞争。老鼠之间的,民众之间的互相撕咬无休无止。妖怪出身,试图成佛加入既定秩序的孙悟空,对其他妖怪最狠。
   
   摆脱“作为老鼠”来追求自由的路径依赖,是首要的。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比追求自由的渴望重要多了。例如在改革时代要求反思革命的避免失败,这也是摆脱“作为老鼠”来追求自由的。道德启蒙的批判是破碎化的,没有总体性的,只会加剧内斗,而没有总体性追求,或者超越老鼠困境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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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N 于 9/20/2010 10:49:00 上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2010/09/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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