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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枉存大义理,政府爱做小流氓

   春秋枉存大义理,政府爱做小流氓

   一中国政府年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将人家公开媒体早已报道的不良现象吹毛求疵地罗列出来,而对于自家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黑暗特别是层出不穷的人权灾难,则是能遮则遮能掩能掩,实在遮掩不了,那就轻描淡写、淡化处理。

   中国媒体当然更“歪”得一塌糊涂,对于国内无穷无尽的天灾人祸是能遮则遮能掩能掩,实在遮掩不了,那就轻描淡写、淡化处理;却热衷于无微不至地报道国外的不良现象和自然灾难,一副幸灾乐祸的味道。

   古人云:“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蒙,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瞀。”(徐干《中论》)中国政府及媒体的做法,真可谓集“蒙聩瞀”于一体也。

   董仲舒指出:“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 中国政府及媒体的做法,真可谓集“贼薄惑”之大成也。

   这种“内大恶不书,外小恶必书”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详内而略外,正人先正己”的春秋大义。

   二何谓详内而略外?内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内外的界限有所不同。在衰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内”仅指鲁国,连诸夏亦算是“外”,夷狄更是“外”;到了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划归为“内”,仅夷狄为“外”。

   详略,详细与简略也。详内而略外,意思是记录史事时对内详细对外简略。记录什么史事呢?主要是坏事、恶事、不良现象。对内,政治社会方面即使是小小的不良也要详细记录下来,至于外人(外国),小恶从略。

   “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何休);“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董仲舒);“孔子之制《春秋》也,详内而略外,急己而寛人,故於鲁也小恶必书,於众国也大恶始笔。”(徐干《中论》)

   其次是灾异之事。“《春秋》之义,详内而略外,是以外灾例不录,而书皆善文,又皆有传释,不劳备载也。”(《春秋公羊传注疏》)

   之所以详内而略外,是表示正人先正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关此《公羊传》有一段著名的阐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那么,何为“自近者始”呢?何休注曰:“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春秋大义不仅详内而略外,而且详君而略臣。“《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从生也。”(宋崔子方《春秋经解》)

   可知《春秋》之义,對不同的對象詳略不同,以內外而言,詳內而略外;以国之大小言,詳大而略小;以君臣而言,詳君而略臣。君主有恶必书,臣子小恶从略,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比对臣子更高。

   三《春秋》要求:“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中国政府正好颠倒过来:首都不正却要正各省,国内各省不正却要正外国。

   详外而略内,詳民而略官(对民众斤斤计较对官员纵容不问),严人而宽己(对别人严对自己宽),躬自薄而厚责于外(原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仁自裕而以义施人”(以仁恕对待自己,以道义苛责别人),“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我没有的美德却要求别人,我有的恶行却指责别人)……一切都与儒家的标准反着来了。

   中国政府的行径和作风,颇有小流氓的风范----上海滩的大流氓大概是不屑如此的,古代夷狄大概亦有所不屑呢,思之令人羞煞、痛煞、恨煞!

   孔子作《春秋》,于记史叙事之中寄寓着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和价值标准,即春秋大义,可以给仁人义士以激励,可以予乱臣贼子以震慑。因为《春秋》作为外王学的经典,蕴藏着孔圣强烈的正义感和道义光芒,代表着儒家的政治文明和社会道德理想,散发着文化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良知的力量。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之言倒过来也成立:惧春秋者必为乱臣贼子。然而,不惧春秋者未必不是乱臣贼子。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乱臣贼子尚有知耻之心,害怕孔子春秋笔法记下自己的恶行而遗臭万年。然也然也,对于“特殊材料做成的”唯物主义者和毫无羞耻之心的小流氓,《春秋》奈之何?真理良知奈之何?孔孟重来,也不过多了个防控的对象而已。2010-10-1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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