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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儒与反常

   反儒与反常

   一儒家有其一定的超越性、神秘性和宗教性。在形而上层面,即“性与天道”、万法归一的层面,自古唯少数圣人才能彻悟圆证。贤人虽能解悟,难免解之有偏,证入有限。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可以说是“非常识”、“常不识”。

   但在形而下层面,在家庭、社会、政治之伦理层面,儒家所讲所持的,是真理也多是常识常理。常理常识又往往是根本性原则性的。经常经常,是经必然可常,唯常方能为经。违背常识常理,与常识常理过不去、对着干,就是非正常,就是失常、反常、反动。

   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也是五核心、五原则,乃人生社会政治道德各方面违悖的五字真言、五大统帅。违悖了它们,人生社会政治都会出大问题,人不人,政不正,社会不公、道德不良。

   又如孔子曰“仁者爱人”,这本是道德常识,可鲁迅偏说仁义道德吃人。这就是反常,把鲁迅抬举为“圣人”和“民族魂”的人物及势力,更是反常,鲁粉众多的社会必是反常的社会。

   圣贤是盗贼的天敌和克星。以圣贤为代表的仁义文化本是抗衡、制约、教育、转化或与“盗贼”作斗争的最重要的力量。这是社会常识。可有些人将老子那句“圣贤不死大盗不止”本就大偏的名言作进一步的错解,把道德视为盗贼产生的土壤,把圣贤视为盗贼猖獗的原因,痛恨盗贼,反而把矛头对准道德和圣贤。这显然是反常的。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正是儒家根本性的政治道德。儒家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政治道德和政治常理。可当局偏坚持:党为重国家次之民为轻,把党凌驾于人民和国家之上。这更是反常。可惜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二在中国,儒家就像一个伟大的测量仪,可以测量出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政治的智慧度道德度。对儒家的认同、支持、尊重度高,于个人,说明德智俱高;于社会,说明良知升温。对儒家反对、轻蔑、侮辱者众,于个人,说明德智有缺,于社会,说明已经反常。

   或说:“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公论;大多数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民意。儒家不是讲公道、讲民本么?怎么能够以自家为标准?”

   此言差矣。仁义道德乃天下公理公道,不是某家某派的私理和专利。儒家强调仁义道德,以仁义道德为标准,这恰恰体现了儒家的公道,与“以自家为标准”是两回事。

   至于公论,有两种:一是公众之论,一是公正之论。公正之论未必“公众”。古人曰:“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而公众之论未必公正。局部的、一时的公众之论,很可能不公不正甚至大偏大错,文革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尊重公众之论,但更加尊重公正之论,并不唯公众是从;尊重民意,但更加重理尊道,并不民意至上、民粹主义。

   三古人云,“不得罪于法易,不得罪于理难。君子只是不得罪于理耳。”反常者“得罪于理”,非君子也。反常者必有所缺,不明常识常理而反,是缺智,明知自己反常还反,是缺德。反常的人物或势力,其思想行为理论实践必然大误,误人误己。

   任何反常的东西,纵举而不坚,纵坚而不久,最后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难逃灭亡的命运。君不见,自古以来无数恶人恶势力大多逃脱不了“以害人始、以害己终”的恶有恶报之定律,不断地坑害他人危害社会,最后一次性把自己给害死了。

   维护常识常理就是卫道。追求政治、社会的正常化,追求人类道德心灵的正常化,让仁义成为人世间的最高原则,让道德成为人类文明的核心(政治尤其应该和必须以道德为核心,所谓为政以德,这是政治常识也是道德常识。)此乃儒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和使命。

   儒者应该成为黑暗社会的光亮、黑铁时代的黄金,成为重建道德理想、政治文明和社会秩序的文化主体和重要力量。同时,卫正必然驱邪,求真必须打假。一切反常的人物、事物、势力,一切反常的思想、学术、政治,一切道德上和理论上的假冒伪劣,都为儒家所反所打。这都是救人之所必须,都是大任大爱的体现。

   与什么过不去、也别与常识过不去;与什么对着干、也别与常理对着干。儒家所持多是常识常理,所以,为了民众民族也为了自己,别与儒家过不去,别与儒家对着干,以免成为仁人义士所反对和打击的对象。这是东海儒者对某些强势人物及其势力的真诚劝告。2010-9-28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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