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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的陳述 可貴的反思---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二)

   徐友漁回憶1986年他到牛津大學留學,在該校中國學生會辦公室看到一本藍皮書,是北京當局編的。起因是: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套不真實的東西。那本書就是專門提供給中國的精英分子、在外人員你必須知道的最低限度的歷史真相,當你知道這些以後才不會振振有辭地跟台灣人在那裡辯論什麼問題,你辯論的話會受到嘲笑的。”(《反思》)

   這件事簡直匪夷所思!標榜“偉光正”的中共對治下百姓肆意瞞與騙,這本藍皮書披露的才是若干實情。內外有別,口徑不一。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愚民手腕無可抵賴。

   對此,作者不禁喟然慨嘆:

   “每一個中國人如果真想了解自己的歷史,所謂的共和國經歷的歷史,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了。因為我們成天侵(浸)染在不真實的故事裡面,可能我們連自己非常可笑都不知道。”(《反思》)

   作者續稱:

   “當我在回顧跟反思這段歷史的時候,比方我看楊奎松這種書的時候,受到了很多的啟發。第一點啟發,我馬上就想到了鄧小平在他的文集裡說過的一句話,鄧小平是這麼說的:‘對左的思想錯誤不能忽略,它的根子是很深的’。 當我在看各種各樣的歷史資料的時候,來回顧建國這段歷史,要總結出一些經驗的時候,我覺得鄧小平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內涵的,確實是他的經驗之談。”(《反思》)

   這就是說,左根之深,連鄧小平也不能不承認。而左毒之劇,鄧卻隻字不提。不過,事實俱在,有目共睹。

   “如果我們看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這本書就能夠發現,實際上這段歷史充滿了左傾思潮、左傾路線、左傾政策,而且這種政策是長期的,幾乎貫穿始終的一個東西,而且是反覆地出現。還有一個特點,其實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人提出正確的心平氣和的、比較合理、理性的想法,每一次都有,真的。但是就有這麼一個特點,在我們的歷史上,比較實事求是的做法跟左的做法發生爭論的時候,從來都是左的東西占上風,然後就是左的東西大肆泛濫,最後事情搞不下去以後,比方殺的人太多了,工作做不下去了,引起眾怒了或者事情做不好了,比如說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糧食也沒有,什麼都搞不下去了,然後又開始恢復一點,但是等日子稍微好過一點,就又開始‘左’起來了。”(《反思》)

   作者對中共建政60年歷史的概括,徹底地拆穿了當局製造的一甲子“輝煌”的神話。“長期的、幾乎貫徹始終的、反覆的”折騰,包括殺人如麻、餓殍遍野、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等等史無前例的慘劇,短短30年間接連不斷先後在神州大地上演。難怪1980年鄧小平憂心忡忡地向美籍華裔電腦專家朱傳榘說:

   “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來嘛……”(《開放》2010年8月號,19-20頁)

   然而,曾幾何時,正是這個深知中共左禍罪孽深重的“鄧公”,在他“說了算”期間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大開殺戒,出動20萬大軍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首都市民。這是連一貫以無法無天自詡的毛也沒有做過的事。跟開山祖師爺相比,鄧在左的方面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來居上。

   其實,以左為圭臬乃中共與生俱來之傳統做法。舉凡超越時代、不顧客觀環境條件許可與否的所有過激甚至荒謬的舉措,均被視為立場堅定、革命徹底的表現。此種思維方式經過毛王朝27年的極力灌輸,早已深入人心。由於作者“回顧與反思”的是中共“建國史”,而其所推崇的楊奎松有關著作“實際上是從抗日戰爭之後算起的”,所以並未追溯到更早的“土地革命”時期及之前。

   因此,該文首先回顧的就是土改:

   “大概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1946年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面臨了農民要求實行土地改革的問題,實際上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就是在解放區這些農民已經開始把地主的土地佔為己有了,這時中國共產黨就面臨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你領導的地方,你怎麼看這件事?你是反對、組織還是支持?這些問題都出現了。從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來看,他當然應該支持農民,但是這種支持又是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慮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是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即將爆發的前夕,他正面臨爭取人心的問題。現在我們當然很好理解了,但是當我還年輕的時候很難理解這個問題,當時就覺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我們現在有了私有財產權概念以後,我們有了物權法之後就會想:土地明明是地主的,你要把它搶過來——等於說這其實還是一個有問題的事情。”(《反思》)

   這裡提到的物權法,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它由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於2007年3月16日通過”並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其第二條稱:

   “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其第四條為:

   “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這裡面雖然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烙印,即將“國家、集體”置於“私人”之前,但畢竟是“新中國”五十八年來破天荒第一次承認:“私人的物權”也“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明文規定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可以算是“接軌”了。

   不過,當局也明確宣布,這物權法字2007年10月1日起方才生效,且不具追溯力。在此六十年之前的1946年自然不能適用。

   但作者浮想聯翩,撫今追昔,基於“私有財產權概念”居然生出這樣的念頭:“土地明明是地主的,你要把它搶過來——等於說這其實還是一個有問題的事情。”此無異於隱晦地質疑當年土改的合理性,甚至連井岡山“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也在否定之列。實在不無大逆不道之嫌。

   須知毛打江山的主力軍是貧苦農民,他在1927年3月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宣稱:“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並稱之為“革命先鋒”。(《毛澤東選集》,21--22頁)後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更離不開農民。試想,如果不剝奪地主的土地,用以分給貧農及僱農,中共如何得到他們的支持,使其為之賣命?

   由此可見,作者上面的念頭極具顛覆性,較之聲言“中國人民站起來”始於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管治時期,而非半個多世紀以來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自1949年10月1日起(此乃當局進行“思想教育”即厲行洗腦的結果),顯然更加離經叛道。倘若上綱上線,便是對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持異議,比1957年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之思想還要反動!

   值得慶幸者,時代潮流滾滾向前。現時大陸的言論與學術研究空間多少有所放寬。故作者的演說雖觸及若干敏感話題,迄今尚未聞惹上麻煩。這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社會的進步,是令人欣慰的。

   而作者緊接著剖析當年中共有關土改的“五四指示”,切中腠裡,發人深省。說來話長,且待另文再議。

   (8-8)21:57

(2010/08/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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