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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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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正確評述“黑五類”---與焦國標教授商榷

   “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類時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已經結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話語上迄今未被充分記載和言說,在實際中雖然特定的黑五類不存在了,而黑五類性質的政治賤民並未在中國絕跡,因而我們有必要打撈黑五類這個現像(象)和話題。”

   這是焦國標教授所撰《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黑五類憶舊》發刊詞》(以下簡作《發刊詞》)的首段。儘管其中提出的“黑五類時代”是個不嚴謹的概念,但除了“八十後”、“九十後”以至今天的少年兒童外,多數大陸讀者會明白它指的是存在“黑五類”的那幾十年,即大體上自中共1949年建政起到八十年代初,當局為仍然在生的“黑五類”全部摘掉帽子為止的歷史時期。

   而“黑五類”一詞則出現於文革之初的1966年初夏,似乎是“紅衛兵”發明的對幾種政治賤民的統稱。此前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則一律具體地稱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

   毫無疑問,無論是焦教授的文章或者《黑五類憶舊》這份刊物的內容,都應引起重視。這固然基於一個不容抹煞的事實:

   “官方資料稱,中國曾有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有50多萬名第五類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5-6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1億,占當時總人口的15%。”(《發刊詞》)

   何況“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發刊詞》),也就是說,株連網還要廣闊得多。

   非但如此,“黑五類”的帽子四分一世紀前已進了歷史博物館,但其悲慘命運“後繼有人”,若干“黑二代”、“黑三代”,依然在自己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入了另冊,被當局視為異類而受到另眼看待。這屬於不成文的“慣性思維”,跟陳雲在八十年代宣稱:“我們的子弟接班,至少不會反對我們。”遵循同樣的邏輯。

   因此,關注“黑五類”的命運絕非僅僅為了“拒絕遺忘”,對於構建“和諧社會” 尤其具有深遠的意義。既出於公平正義,更攸關普世價值,特別是人權和法治。從這個意義上,《黑五類憶舊》及焦教授的《發刊詞》震聾發聵,值得稱道。

   應當指出,由於歲月流逝,許多史實已被人們淡忘,以致連焦教授這樣熱心的學者筆下也難免疏漏。例如,《發刊詞》回顧“黑X類”的內涵稱:

   “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四類,合為黑九類。”

   這種說法與事實有出入。當時“涉黑”的共計八類,依次為:“地、富、反、壞、右”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人數較少,尚未上位成一“類”。而知識分子則緊接“黑八類”之後,被稱為“臭老九”。

   “文革中後期,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經典性的’政治賤民仍然是黑五類。”(《發刊詞》)

   上面講的“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不確。“叛徒、特務”還是如山大帽,凡遭此泰山壓頂者苦不堪言,大抵都飽嚐鐵窗風味。比“經典性的”“黑五類”(多在社會上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可謂尤有過之。

   至於“走資派”,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後小部分人略有轉機,獲得“解放”,出離牛棚等待分配工作。此後該類又衍生出“死不改悔”的一族,被列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主要打擊對象。但如何界定卻和“走資派”一樣並無準則,隨意性極大。

   “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98人未獲改正,以表示反右沒錯,只是擴大化了),政治賤民回復到原先的四類。”(《發刊詞》)

   沒有獲得改正的右派是96名,其中最著名者乃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五位。章乃器則在“改正”之列。

   “1984年,四類分子全部平反。”(《發刊詞》)

   此一說法不確。

   據網上資料: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他們本人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

   可見,文件只是講為當時尚在生的大多數地主、富農分子摘帽,並非為之平反。“摘帽”意指解除政治賤民的標簽。“平反”則不同,是“涉及政權的人物、組織或政府在經歷了一個不名譽階段之後恢復名譽,也有沉冤昭雪之意。”比“摘帽”徹底和深刻得多。

   資料顯示:

   “據統計1977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279.7萬人,富農分子189.5萬人,合計469.2萬人。”(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步研究》)

   因此,上述文件下發的1979年1月底,地主、富農分子合計可能還有460萬人。這些人絕大多數獲得“摘帽”。到“1983年最後一批四類分子被摘帽”(含反革命分子及壞分子),人數為79504名。包括“搞错了”的982人(即本來不該戴帽者)(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步研究》,2010-5-25)

   “絕大部分黑五類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地主富農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識精英,壞分子裡固然有地痞流氓惡棍懶漢,也有許多人是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鬚諂上的人。”(《發刊詞》)

   焦教授這段話對黑五類有溢美之嫌。決不能武斷地說這些政治賤民“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土地精英”的說法尤其含義不清,充其量可以說在農村他們的文化教育程度較高。“反革命”包括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兩種,涵蓋不同層級、不同出身的林林總總各式人等,其中有的可能根本不知政治為何物。籠統地稱其為“政治精英”,顯然不妥之至。

   說到一眾“壞分子”,成千上萬男女老幼形形色色,其中當然不排除“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鬚諂上的人”, 但斷言內裡“有許多人是”此種錚錚君子,不知何所據而云焉?

   至於右派,包括中右分子數以百萬計,真正夠得上“知識精英”者只是少數。大多數糊里糊塗地給戴上“緊箍咒”,其素質未必高於普通人。

   “1949年以後幾十年中國社會之所以全面沉淪墮落,與各界精英的全軍覆沒息息相關。”(《發刊詞》)

   這句話自然不錯,可是“各界精英”中畢竟大多數並沒有在“十七年”間淪為“黑五類”,“全軍覆沒”是其後史無前例的“文革”最終造成的。

   “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後勁,某種意義上說,也直接來自這批人的反彈和發功。”(《發刊詞》)

   所謂“這批人”,應是指“各界精英”,裡面固然有一批毛時代的政治賤民---他們曾經墮入“黑五類”深淵,歷盡劫難得以倖存。如作者文中所列舉的朱鎔基、范敬宜等便是。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反彈和發功”的“各界精英”中,為數很有限;就“黑五類”整體而言,更是極少數。多數早已含冤九泉了。以“右派”為例,現時在生者僅萬人左右,佔另冊中人全體的百分之一!估計“改正”時活著的恐不足半數。

   “鄧小平曾說,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發生。”(《發刊詞》)

   這裡所引鄧的話大大走樣。鄧原話是:

   “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

   據筆者所知, 類似“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這種話,鄧並沒有講過。他也不會這樣說,因為容易授人以柄。

   “我們不妨接著假設:黑五類現像(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現嗎?”(《發刊詞》)

   黑五類現象在基督教世界未必不可能出現。神權若跟極權結合起來,其殘忍無道也一樣會令人髮指。極權制度下人性泯滅,獸性發作,狼狽為奸,迫害異類的事例屢見不鮮。

   《發刊詞》最後稱:

   “黑五類是全中國的替罪羊,是中華民族長大成人的階段性祭品,他為全體中國人背了十字架。”

   的確,其中血淚斑斑,悲歌裊裊。但作者接著說的“感謝你,黑五類!”,卻如丈八金剛,使人摸不著頭腦。充當“替罪羊”只有無奈,作為“祭品”是無謂的犧牲,黑五類什麼地方值得紅五類或其他非同類“感謝”? 結尾“黑五類,對不起!”這句話理應由中南海當局來說。借韓寒回應該不該平反“六四”的話,作者說了有用嗎?

   (8-6)23:22

(2010/08/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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