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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轉非、戶籍改革及其他

   如果你在香港的鬧市如中環、銅鑼灣或旺角,隨意截停一位大概不是趕路的行人,問他什麼是“農轉非”,相信對方定會一臉茫然。“香港同胞”如此,“台灣同胞”更將一頭霧水。

   而這,就屬於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中國“國情”之一,指“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也。不言而喻,乃億萬農民的生活利害攸關。而半月前的8月16日,“中國網”上的一條新聞也正與此相聯繫:

   《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全面啟動 首日超10萬人諮詢》。

   不過,其時正值甘肅舟曲泥石流災難剛發生不久,許多讀者似乎並未給予足夠的注意。其實,就影響之深遠而言,此事絕對不應等閒視之。

   此前五個多月的3月1日,一年一度的“兩會”舉行前夕,報界便有一份史無前例的“共同社論”赫然面世,社論題為《提請兩會代表委員敦促加快戶籍》,(以下簡稱《敦促》)劈頭的一段話震聾發聵,擲地有金石聲:

   “中國患戶籍制度之苦久矣!我們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擁有自由遷徙之權利!然此誕生於計劃經濟時代、不合時宜地存在數十年之久之弊政至今仍時時困擾著我廣大民眾,已到非革新不足以平息民怨,非革新不足以與時俱進之境地。”

   末尾發出義正詞嚴的強烈呼籲,扣人心弦:

   “…..值全國兩會召開之際,我們,全國1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13家報紙發表共同社論,提請兩會代表與委員們,善用你們手中的權力,加快戶籍改革進度,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記制度取代現行僵化的戶籍制度,直至最終將其徹底消除!

   我們希望,我萬千國民,地無分南北,人不分城鄉,都擁有同樣的就業、醫療、養老、受教育、自由遷徙的權利。我們希望,僵化的戶籍制度,能終於我們這一代人,讓下一代人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憲法賦予之神聖權利!”

   參加聯合呼籲的包括《昆明都市時報》、《南方都市日報》、《重慶時報》和《經濟觀察報》。社論發表後獲得境內3家網路媒體支持,主要門戶網站及社區論壇網站均予轉載,當局下屬媒體則或轉載,或發表評論。

   可惜,此一為民請命的“鼓與呼”,大概被認為與“兩會”所需的和諧氣氛不相協調,犯了禁忌。於是,它“在上網後幾小時內就被至少一家報紙的網站刪除”,由一大批正直敢言的新聞工作者自身“製造”的這一新聞,很快被屏蔽了。

   非但如此,“隨後發起共同社論的北京《經濟觀察報》高層受到處罰,社長兼總編輯劉堅遭嚴重警告,一名副總編輯則受記過處分,負責起草這份社論的副主編張宏則被除名。”

   不過,客觀存在的矛盾畢竟迴避不了;而且,自2005年起至2009年3月,河北、遼寧等13個省、市、自治區先後邁出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而年來處於新聞焦點位置的重慶,這趟又以其大動作成為新聞熱點。

   有論者形象地概括該中央直轄市“主要針對本市農民的戶籍制度改革”是:“用‘三件衣服’(指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權)換取‘五件衣服’(指社保、住房、就業、教育、衛生等各方面的政策待遇)”。此一舉措似乎受到當地部分農民的熱烈歡迎。但也有論者敲響警鐘謂:“警惕半吊子的戶籍制度改革掠奪農民”(李子暘文標題),並稱“這次的掠奪方式是:打著允許、鼓勵農民進城的旗號,實際上卻意在掠奪農民的土地。”

   到底應如何看待目前已經啟動的戶籍制度改革呢?為此,首先需要回顧戶籍制度經歷的五十二年。1958年1月開始實施的此項制度,堪稱舉世無雙,其“中國特色”在於:根據地域和家庭成員關係將戶籍屬性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由此而生的“農轉非”,宛若“鯉魚跳龍門”,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神州大地獨一無二的術語。

   正如論者的分析,當時戶籍制度的推出旨在保證優先發展重工業。此一目標無疑是達到了。但其負面效果卻同樣彰明昭著:

   首先是抵觸中國《憲法》。因為“現行的戶籍政策 事實造成了城市居民與農民、城市居民之間地位的不平等,制約了中國公民的自由遷徙”。(《敦促》)

   其次是產生了“農民工”,即“戶籍在農村而身在城市打工的人群”,儘管他們對城市建設貢獻良多,卻地位低下,備受歧視,世代相傳,至今已達2億之眾。“夫妻被迫兩地分居,年老的父母無法與子女團聚,孩子無法獲得良好教育。”(《敦促》)跡近印度的“賤民”。

   再者,“戶籍制度還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城市戶口奇貨可居,“有權者可以以此尋租,地產商可以以此為銷售的工具,而千萬的弱勢群體要麼付出金錢的代價,要麼望洋興嘆地面對種種不公的待遇。”(《敦促》)

   如果借用毛澤東批評斯大林式工業化道路的話,其實質效果就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但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無此戶籍制度。全球現時僅中、朝和非洲的貝寧三個國家,仍堅持類似的嚴苛戶籍制度。而朝鮮並無限制農業人口遷徙之法律規定。

   所以,從“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的角度,戶籍制度改革的確是刻不容緩。至於如何改革為好,有學者指出:“隨著城市化進程、中國經濟的轉型,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與此同時,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也逐漸清晰,即剝離戶籍含金量,建立可攜帶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公共服務的城鄉差距。”(艾經緯 張越,《第一財經日報》,2010-8-14)戶籍“含金量”一般意指其所附帶的福利,但也有學者認為該“含金量”“實際上指的是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無論如何,將之剝離被視為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此已成為改革上的共識。就上述共識而言,重慶此次的戶籍制度改革顯然並未觸及核心,因為它只是將現有城市戶籍所附帶的福利作為交換對象。應當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情況已大有變化。原先城裡端鐵飯碗的“工人老大哥”,其所在的大型國有工業企業風光不再,陷入困境甚至破產的比比皆是,其中不乏下崗失業人員,從“九天之上”(1953年梁漱溟語)掉了下來,處境堪憐。

   反之,某些城郊“農民兄弟”,得益於城市的擴張及房地產的發展,因土地轉讓而暴富。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老大哥”和“兄弟”兩者之間地位調了個個。

   例如,北京某遠郊區縣農戶與政府對簿公堂,便緣自其新生兒被當局統一規定為城市戶籍,從而無法繼承土地和宅基地、林地,即白白丟了“三件衣服”。

   所以,一些網文作者“疑惑這個改革不是為了自由和正義,而是為了掠奪農民的土地。”進而提出必須徹底消除戶籍制度的強制本色,“讓人民真正自由選擇、完全擁有自己的居住地”。也就是說,要達到宜城宜鄉,悉聽尊便。

   無可諱言,戶籍改革任重道遠,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哪怕只是邁出一小步,也比死水一潭,原封不動要好。在這方面,傳媒及知識分子理應克盡言責,不僅為弱勢社群的農民工和農民,也為城市居民中的下崗工人、鰥寡孤獨之自由遷徙權,搖旗吶喊,大聲疾呼!

   在這方面,“共同社論”的執筆者以下兩段話發人深省:

   “我們選取兩會作為發表此社論的時間窗口,表明的是媒體參與中國整體改革的一種期望。坦率地講,我活了36歲,從不知道哪位代表委員是我選取出來的,會為我申張。我想許多中國的民眾也會有類似的看法。作為媒體,我們期望大眾的聲音可以讓這些‘代表民意’的代表委員們聽到。這是一種溫和的態度,但也是一種以前少見的媒體的直接表達。”這段話令人想起《國際歌》裡的歌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尼克松嘗云:“群眾是沉默的大多數。”但對於關係十幾億人的戶籍制度,公眾再不應沉默。鑑於“兩會”的代表、委員擁有較大的話語權,所以媒體人就應雙管齊下:一面自己喊出聲音,一面要求“民意代表”履行職責,把下情上達。“我的父輩因戶籍制度受過許多苦,我的許多朋友甚至下一代現在還在因此制度而受苦,疲於奔命,欲訴無門。我不是專家,提不出完整充分的改革方案,但我有一種堅定的信念,一項無視人的尊嚴與自由的法規,終究要被歷史掃入垃圾筐中。我期盼著這項制度的最終消亡,屆時相信會有許多人喜極而泣,奔走相告。作為一位媒體人,我只是在盡我的責任與義務,而我們的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張宏:《我是一位溫和的建言者》)[共識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7047 ]張宏文中所說的“我們每一個人”,絕不限於傳媒界,也應包括所有內地居民和港澳同胞,以至“血濃於水”的台灣同胞、海外僑胞。讓我們齊心協力,為促進神州大地的繁榮安定、公平公正,努力縮小城鄉差別,振興中華文明,有一分熱發一分光!(8-31)10:39

(2010/08/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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