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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的“百分比”---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六)

“最有趣的是,中國這些從來沒有間斷過的運動裡面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傳統,就是百分比的傳統。每一次運動一定要規定這次一定要揪出來的壞人,一定要打擊的人,要作為運動對像(對象)加以處理的人,那些領導人要定一個百分比,完不成百分比就是右傾。”(《反思》)

   我不知道當日的現場聽眾以及網上的其他讀者對這段話作何感想,筆者只想說(並且也在給作者的電郵中坦言直陳):實在無法接受“有趣”一詞。因為在毛規定的“百分比”背後,是無數人命、鮮血和眼淚!

   我不想使用“站著說話腰不疼”這樣的評語,作者是眾所周知的正直敢言的學人。他的這句話應無任何幸災樂禍的意味。大概是出於一種學術研究中所需的超然態度和避免感情投入的干擾,因而以調侃或幽默的口吻,不經意地使用上述形容詞。倘譯成英文,便是“interesting”。

   可是,正如文革期間不少受害者,曾在樣板戲的樂曲或唱段聲中備受嚴刑拷打之類的身心折磨,以致這些倖存者此後一聽到樣板戲的片段旋律甚至個別台詞,也會勾起恐怖的回憶而驚悸莫名,難以自持。同樣,幾十年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的當事人,以及受其株連的子女親屬,都會對“當代秦始皇”金口玉言定下的有關“百分比”,咬牙切齒,深惡痛絕。

   對此,由於作者畢竟缺乏親身體驗,難免有所忽略。可謂無心之失,不應過分苛責。

   但為求加深讀者的認識,有必要將此罪惡的“百分比”詳加剖析。事實上,作者已經旗幟鮮明地予以討伐:

   “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數字要高,但是有的太高了,影響太壞了,比這個數字高的太多,碰巧最高領導人頭腦又比較清醒的時候,他們就有一個說法,數字高了是左傾,數字低了是右傾,一定要達到一個數字。”(《反思》)

   上段所謂“最高領導人”,便是乾綱獨斷的毛,即彼時的“今上”。這位萬歲爺喜怒無常,翻雲覆雨,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臣僕無所適從。“頭腦比較清醒的時候”?簡直不可捉摸。但其總的傾向,是以“左”為尚,與“從容不迫”、“雅緻”或“溫良恭儉讓”勢同水火。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

   “這件事裡面,你們對以前的歷史如果不太熟悉的話,最近若干年,說這方面說的最多的就是反右的時候,中央給各個單位下的百分比是5%。就是你這個單位、地區,揪出來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數,一定要達到總人口的5%,如果達不到你就沒完成任務,以致發生了好多特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反思》)

   作者提到的“反右的時候,中央給各個單位下的百分比是5%....揪出來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數,一定要達到總人口的5%”,有點不夠確切。應是“(該單位)幹部職工總數的5%”。而後面用“令人啼笑皆非”來形容,更是不妥,只能說是“匪夷所思”。因為無論奉命執行者,或是身受其害者,都苦不堪言。尤其是慘成賤民的後者,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何止千、萬?他們怎麼可能笑得出來?

   “有些單位的黨委書記拼命把別人打成右派,甚至把平常的戰友、親戚、朋友或者是下屬都打成右派,最後報上去數字還是不夠,他更上一級單位就說不行,你是右傾,你沒有達到5%的比例,那怎麼辦呢?把你添上去。有些人的上級單位就把他添上去,他也覺得沒辦法了,我認為只能打這麼多。甚至極個別的,但絕不只是一例出現這種情況。”(《反思》)

   作者末句語焉不詳。這裡不妨舉出實例:

   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副局長主管對國外廣播部。局黨委辦公室稱:按百分之五計算,該部門應打出十幾個右派。溫答曰: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他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抗拒‘反右派鬥爭’”。(丁抒:《陽謀》,開放出版社,2006年,243頁)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張不超過百分之二;縣以下單位一律不打右派。於是被指為“阻撓反右派鬥爭“。但將省委一把手打成右派有礙“黨的形象”,遂定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將其助手、省委書記楊鈺和副秘書長王廷棟陪綁。接著在全省層層抓“小潘、楊、王”,一批“反右不力”的幹部入了另冊。(同上)。

   由此可見,作者用“極個別的”一詞,其中“極”字應刪去。

   “所以最挖苦和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後數字不夠,他也不知道當右派到底有多悲慘,後面情況都不知道,他覺得作為黨委書記完成數字是最重要的,完成數字是很光榮的,右傾是很可恥的,我不能當右傾,我不能不完成上級交給我的這麼一個數字。有人為了湊夠5%,把自己也算進去,最後嘗了大苦頭才後悔莫及。他當初以為我湊一個數字不是就完成任務了嘛,我這個支部書記不是當的很好嘛,5%都達到了。結果出現這麼荒謬的事情。有些是自願的,有些不是自願的,運動本身是他整人,結果為了讓數字達標,就把自己算進去了。”(《反思》)

   成都一所小學的黨支書便是這種犧牲品。1958年春他被教育局叫去訓話,嚴令他務必在“補課”中劃定一右派,以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標。該校教師20餘名,黨支書細加思忖,均覺下不了手。最後毅然把自己的名字上報。於是被開除黨籍,送農村勞動改造。(《陽謀》,244頁)

   “這件事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聽老右派回顧的時候知道有這回事,大家會感到湊數字是一個非常荒謬跟不可信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訴你,這實際上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源遠流長的傳統。基本上是我們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的通例。”(《反思》)

   也就是說,亂定百分比所從來久遠矣。

   “我跟大家舉幾個重要的政治運動,我剛才講的第一個事情,就是1949年土地改革的時候,毛澤東下了一個指標,土地改革除了土地以外,實際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劃成分,就是這一個地區到底有多少人是地主,還要做這麼一件事情。毛澤東自己有一個看法,他年輕的時候在農村做了一個調查,他覺得地主應該占農村總人口的8%,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擴大化,是有問題的。”(《反思》)

   請注意“他覺得地主應該占農村總人口的8%”,這個“應該”完全是毛主觀臆測,毫無其所倡導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氣味,一點也不實事求是。何以這麼說呢?

   “因為在像楊奎松這種歷史學家的研究中,毛澤東在江西農村做調查的時候,發現農村的地主普遍占總人口的4%-6%之間,只有一個地方毛澤東調查的時候是8%,但毛澤東可能喜歡左一點吧,革命對像要多一點。他就有一個固定的概念,農村地主應該占總人口的8%.他就取了一個上限,上限比是下限高了一倍,絕大多數是4%-6%,他就有一個斷言,說地主占總人口的8%。然後他就用這個數字來規定,現在我們要土改了,要劃成分的,8%的要定成地主,如果你定多了就是左傾,如果定少了就是右傾。”(《反思》)

   登上中南海金鑾殿寶座的萬歲爺一言九鼎,何者為“左”,何者屬“右”,他說了算。劉、周、朱等當朝一品大員都沒有發言權。

   “我們當時的傳統對左傾是必須保護的,覺得左傾是革命熱情太過分了,好像問題不大,右傾是站在敵人的一方面。所以有的地方,在那場運動中間還突破了這個數字,有的地方定的地主人數最高已經達到27%了,這種地方可能需要糾正的,就這麼一個說法。問題就出現在這種地方。”(《反思》)

   有無例外呢?有,習仲勳便是。辛子陵先生日前在《學習習仲勳》一文中引述資料道:

   “習仲勛在中南海與友人的一次談話中,坦蕩地捫心自問:‘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見呂雷、趙洪所著長篇紀實文學《國運——南方記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辛文中回顧:

   “1947年末和1948年初,在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土改的過程中,各解放區普遍發生了左的傾向。作為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最先發現了問題,並以極大的勇氣出來反左,於1948年1月19日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報告:

   由於義合會議(注:1947年11月 1日,西北局在綏德縣義合鎮召開的土改工作會議)潛伏著一種左的情緒(即不對的一種浪頭),由於晉綏的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葭縣,有幾個村莊連貧中農的東西都一律沒收。干部家屬幸免於鬥者很少。張達志(注:張當時任蒙綏軍區副政治委員)家中也被鬥,弟弟被吊打索銀洋;有的烈士家屬掃地出門。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裡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葭縣亂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塗。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壞得精光。在機關學校中也發生左的事件,如邊保的馬夫起來鬥馬夫班長,也叫貧雇農翻身。如綏德幹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長夫婦(老黨員)趕走,整出十幾名都是八九歲的干部子弟為狗腿子。雖則事不普遍,但影響所及,人心不安,鬧得農村極度緊張,死人不敢埋,人病無人醫,弄得大家都有顧慮。”(《學習習仲勛》)

   大概基於當時中共在爭天下中尚未穩操勝券,毛權衡利弊,決定調整策略。於是對此作出了“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

   “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毛嘗云:“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當時反左乃短暫之策略而已。果然,1950年剛剛坐上天下不久,毛便故態復萌,左禍再起:

   “在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規定的殺人指標是千分之一。習仲勛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中說:西北地區有民族和宗教問題,應該更加寬大,建議在西北把鎮反方針修改為“寬大與必要的鎮壓相結合”,建議將殺人指標減少一半,減為占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毛澤東批准了習仲勛的請示報告。後來,在實際執行中,西北地區的殺人數字在千分之零點四左右。這就是說:西北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了60%的人。”(《反思》)

   如果以當時全國農村人口四億人計算,千分之零點一就是4萬人。監管西北人口密度較低,但習仲勳的請示報告無異於喊出一聲“高抬貴手”,使該地區數萬名“反革命分子”撿回一條蟻命。

   俗語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1962年他因小說《劉志丹》冤案被整肅,文革再遭厄運,全家受罪,大兒子習近平也成了下鄉知青,得嘗底層辛酸。苦盡甘來,70年代末習仲勳終於復出,並對深圳特區的創立卓有貢獻。其子習近平也得登皇儲大位,光耀家門。豈非習氏不整人,不偏左,好人有好報!

   可惜,“老一輩共產黨人能做到這兩條的,真如鳳毛麟角。”(《學習習仲勳》)

   與習相仿,大概最不隨波逐流的便是胡耀邦。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就比較穩重,不以轄下抓出多少“特務”的指標為然。1957年反右初期,他率團訪蘇,返國後對於團中央打除一大批“右派”頻呼“損失慘重”,極力降溫,並設法挽救若干落網者。儘管胳膊扭不過大腿,但其凜然正氣及悲憫情懷,份屬中共的異數,令人稱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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