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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韓戰機會 定下比例殺人---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四)

徐文接著談鎮反:

   “1950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年不到的時間,那時候又發生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個新政權建立,自然會對前一個政權遺留下來的人采取懲罰性的措施,讓新政權得以鞏固。我覺得這個做法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歷朝歷代大概都會有這麼一個做法。但是我們這種做法是不是比以前的那種做法還要過分一些?”(《反思》)

   “過分”也者,表現於明知故犯,改變初衷:

   “毛澤東在1950年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穩健的看法和估計,他說我們不要四面出擊,不要樹敵太多,也就是說我們鎮壓的數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我們還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廣大知識分子、廣大人民群眾來擁護我們。如果鎮壓反革命大開殺戒,總是一個不好的事情。而且我們主要的任務是醫治戰爭的創傷,剛建立新政權,我們最基本的任務是要在全國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要休養生息,只有這樣一個政權才能夠維持。”(《反思》)

   剛登基的毛皇帝腦子還正常,他知道“大開殺戒不好”,百姓“要休養生息”。所以“鎮壓的數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此前的1949年6月30日,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早已宣布“對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內裡已經暗藏殺機。只是鑑於天下初定,人心未穩,不得不講究策略,避免一下子露出其視人命如草芥的暴君面目。

   不料鴨綠江彼岸金日成小朝廷一口吞下南韓的如意算盤,將中南海新朝廷的大算盤打亂了。剛講過“不要四面出擊”的毛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改變“既定方針”,與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及其十多個盟友為敵,在朝鮮半島與之兵戎相見。從而陷入財政經濟的新困局。

   但是,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如作者下面的回顧:

   “朝鮮戰爭以後,最高領導層的態度就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用毛澤東的話說,朝鮮戰爭一爆發,這是一個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必須大開殺戒。大家不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劉少奇就做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其實在他的心裡他當然也知道殺人太多畢竟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劉少奇是這麼說的,為什麼是朝鮮戰爭跟我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呢?朝鮮戰爭一爆發的話,這種鑼鼓聲就敲的非常響,那意思就是整個輿論轟轟烈烈要抗美援朝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殺人這件事情就被另外一種聲音壓倒了,我們做這件事情就方便了。說這話的意思實際上就把這件事情解釋了。這件事他們其實還是知道,可能會引起大家非議的。但劉少奇解釋的很好,我們這種鎮壓反革命的鑼鼓聲肯定會被抗美援朝的這種巨大的鑼鼓聲掩蓋掉。用劉少奇的話說,鎮壓的鑼鼓聲就不大聽得見了,就好搞了。”(《反思》)

   由此可見,在毛、劉等中共頭子心目中,殺人原是無足輕重的小事一樁。他們心安理得,視若等閒。而作為“特殊材料造成的”“偉光正”之魁首,他們也心知肚明:這種心態難以為凡夫俗子認同。正如斯大林所稱的“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如此超脫瀟灑,其思想水平之超凡絕倫是芸芸眾生不可企及的。因此,為了避免“引起大家非議”,還是讓鎮壓反革命的鑼鼓聲被別樣聲音掩蓋為好。“抗美援朝”的喧囂鑼鼓正好起了這種作用。莫非“馬克思在天之靈”庇護這些嗜殺的狂魔?

   “為了達到這種放開手腳、大開殺戒的目的,當初的政務院,也就是現在的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就是說哪些人是反革命,是可以懲罰的。在這個條例裡面,根本不分,你只要有這個動機就是了。它甚至都不分你的意圖跟現行,你做沒做是可以不管的,只要你被人告發想做這件事,就是反革命了,根本不管你到底做了這件事沒有。而且當時還用了一些詞,就是那些惡霸要懲罰,而且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我們現在還用這些詞,我們完全沒有法治精神的,說民憤極大,哪一個人民憤極大了,用這個理由就可以把這個人殺掉的。那時候就開始有這種做法了,用一些說不清楚的東西就可以做這種事情。”(《反思》)

   這裡應當補充一點,就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些廣被引用的說法,往往流於感性,根本經不起推敲。例如“國人皆曰可殺”。“國人”到底有多少?都是誰?張三?李四?何故“曰(某某)可殺”?其死罪在哪?有無經過正式審判程序?當事人有無上訴?如此等等,一大串問題均屬糊塗賬。如此含混不清,意義極不確定,作為文學語言用作誇張形容、宣洩感情,或無不可。在法律上就是大忌了。蓋人命關天,豈能輕忽兒戲、信口開河?而“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毛式語言,與此如出一轍。

   不幸的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毛,素以“無法無天”自詡。他才不會在意什麼法律。金口玉言,乾綱獨斷乃其一貫作派。因此,就連上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他也嫌其未盡己意。於是:

   “毛澤東不斷下指示說,鎮壓反革命要做的事情,他特別喜歡用的詞就是‘要大張旗鼓’,‘大逮捕’,一天一個城市抓多少人,大逮捕,大審判——那時候叫公審——在一個體育場或者一個公開場合,就是大審判。五花大綁的,幾十輛車。我自己小時候就經歷過,部隊拿著機關槍,一車一車的這種反革命分子、犯人,壓(押)到刑場上去,一天就槍斃上百人,這種情況就出現了,當時這種做法,對鎮壓真正的反革命當然起到了作用,但是這種擴大化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反思》)

   作者用“非常非常厲害”這樣的說法,程度之登峰造極固然表露無遺,值得商榷者是“厲害”一詞很不確切。“厲害”有“難以對付或忍受;劇烈;兇猛”等義,在此顯然意指“劇烈”。但“當時這種做法”,豈止“劇烈”而已?乃不人道至於恐怖!不過作者身處北京,遣詞用字不能不有所考慮,這完全可以理解。事實上,光是翻出舊案,往事重提,已經極具顛覆性,其勇氣或曰公共知識分子的良心十分難能可貴,故對此不宜苛責也。

   對於那個“厲害”,其時“在成都生活”、“還是小孩,也不懂事”的作者記憶猶新:

   “聽到外面的軍車呼嘯而過,大概就興高采烈地跑去看,一路上就是十幾輛、幾十輛的這種車,一輛車是犯人,一輛車是部隊架著機槍,犯人是五花大綁的,頭上還有一個條寫著罪狀,然後就槍斃,第二天報上就會說槍斃了多少人。”(《反思》)

   下面一段的細節是作者同學提供的在重慶的情況:

   “當時都已經槍斃到這種地步,就是很多人都沒有打死。他給我講,我聽著都覺得心驚肉跳,他說被槍斃的人他半夜自己從草草掩埋的土堆裡爬出來,鬼哭狼嚎地叫。比方一天槍斃兩三百人的話,很多人都沒被打死的,晚上總有幾個沒有死的從刑場裡面爬出來亂叫,部隊知道後又去補開槍,那時候就是這種氣氛。”(《反思》)

   僅僅這兩段提到的死者,一地便數以千計。用“血流成河”這個成語,一點也不誇張。

   “我現在不想評價鎮壓反革命運動本身該不該搞,反正歷朝歷代有這種事情,但是至少這種擴大化,本來有一個比較理性的考慮,就是我鎮壓極少數的不服從新政權的人,但是借朝鮮戰爭這種強大的鑼鼓聲來掩蓋壓制這種殺人的聲音,然後大開殺戒,這種做法對不對?我覺得應該重新考慮的,這也是一件事。”(《反思》)

   以作者目前的處境和身份,確實不便評價“鎮壓反革命運動本身該不該搞”,那是牽涉“成王敗寇”的問題。以“反正歷朝歷代有這種事情”輕輕帶過也說得過去,但應該指出毛如此大開殺戒乃屬史無前例。何況其本人還引以為榮,當面反駁不以“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為然的林彪,大言晏晏地聲稱: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毛上面所言“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並非確數,只是隨口道來。據作者稱:“整個鎮反運動總共殺了71.2萬人,達到了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二四。(應來自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張註)。”(《反思》)

   後面的這個比例,就大有文章了,且詳細道來。

   話說毛這個對數學一竅不通的師範畢業生,偏愛百分比。舉凡一切政治運動,他都要給下面事先規定一個指標:要打擊的壞人佔百分之幾。該指標純屬毛主觀臆測而來。而又只許超過,不許達不到。完不成指標者便是右傾,輕則批評,重則罷官,甚至罹禍。

   由此作者稱:

   “我剛才講的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毛澤東也是提出了一個殺人的比例數字,其實我覺得可能就更輕率了一點,畢竟是一個人命關天的事情。但鎮壓運動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下了一個指示,一般城市裡面要殺人先定指標,要殺的人至少應該佔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五,敵情嚴重的地方可以達到千分之一。所以他在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裡面都定了應該殺人的具體數字,而且毛澤東還批評當地官員說‘殺人太少,要多殺’。那些地方殺了多少報給他了,他說殺的太少,應該多殺。”(《反思》)

   毛何以認為上海、南京“殺人太少”呢?請看以下資料:

    “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兩萬餘人僅殺兩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兩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百度:歷史的天空《網文精選》)

   “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要多殺”,“國民黨的首都”、“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也要多殺。這算什麼邏輯?難怪毛坦承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屬幌子,“秦始皇”才貨真價實,而且“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當時的上海市委由書生出身兼有留學法國背景的陳毅掛帥,連同“小開”(少爺)出身也是白面書生的潘漢年等負責人,自然擋不住韶山土包子兼偏執狂的毛之壓力,於是:

   “一直顧慮上海的工商業中心地位,擔心震動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檢討了’此前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澤東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經捕了1068人、處死一百餘人的基礎上,再放手捕一萬人,殺三千人,關四千人,管三千人。毛澤東對此給予了高度肯定。他還特別推薦了北京和天津的做法,要上海領導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鎮壓反革命的經驗。”(百度:歷史的天空《網文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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