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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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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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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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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此意义上,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当代史又都是历史。就温家宝个人而言,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以孔明和包拯为自我期许;就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戏剧和影视中的孔明和包拯的形象来对应现实中的温家宝。演员和观众都入戏了。“是耶,非耶,其信然耶;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温家宝下矿井吃饺子、到农村开拖拉机、在灾区搬砖头,都比央视精心制作的“下乡”的文艺节目“同一首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但是,表演就是表演,表演是当不得真的。思想史家徐复观指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的装饰之用。”以此分析温家宝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表现,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温家宝执政以来所有的作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饰”。他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刹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正是这样一种定位,使得胡温之间的搭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胡对温是绝对信任的。有的时候,胡甚至会允许温在媒体上抢了自己的风头,因为他知道温的出色表演对“九人团”是有利的,温不会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不知好歹地“自掘坟墓”。
   鉴于胡温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我对胡与温的批评,目的都是戳穿这种权力的“超稳定结构”。有朋友好心地劝告我说,不要点名批评胡温,这样做风险太大,你不妨只谈体制,以免触怒具体的批评对象。但在我看来,人与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一套坏的制度,是靠一群坏的统治者来维持和推动的。忽略个人的责任,抽象地批判制度的罪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点名批评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前任、后任,以及他们的同僚、下属和打手,是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原则之下,我批评温家宝,乃至专门结集出版一本批评他的文集,并非我与他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他担任了总理这一职务——我的批评既是针对他个人的,更是针对他所担任的职务的。我希望的这一批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原来批评总理并非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本来就该是公民实践其言论自由的“家常便饭”。

我的“公民议政”不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会遇到一种“反批评”。在那些自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此观点亦相当普遍:温家宝毕竟在公共领域中表达了一些对民主的赞同和对民生的关切,即使他说的全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比那些连空话都不说的同僚好一些吧?温家宝这些支持民主、支持改革、关心弱势群体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的政治立场与胡党魁以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职之是故,民间社会对温不妨多一些鼓励和嘉许,让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肯定,从而更有信心地去从事改革事业。或者,我们通过促使温家宝“向右转”的计谋,扩大统治阶层内部的差异,甚至让中共高层陷入内部分裂,出现“党内有派”的格局。这样,中国的变局才有可能早日到来。职之是故,他们指出,那些批评温家宝的声音,堵死了党内开明派腾挪的空间,甚至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党内的团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批评温家宝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在我看来,此类观点是那些权谋术与厚黑学读得太多的人的癔症。首先,温与其他同僚之间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过于善良的中国人”在象牙塔中想像出来的海市蜃楼。温既不是毫无权力的摆设,也不是中南海里的异议者,否则他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言论,怎么会被当作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胡党魁都还没有独自出版著作的时刻,自己率先出版一本歌功颂德的访谈录呢?温家宝不是一个被架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理,而是一个精通权谋、明哲保身的总理。其次,中共统治者从来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里,“民意”从来没有与权力阶层达成过“良性互动”。因此,用弱不禁风的“民意”去支持“潜在的改革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加冕的“单相思”。而这类观点的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知识分子的写作与表达,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看作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棋子。即便是被打压的异议者,也汲汲于充当一名“地下帝王师”。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贬低和蔑视。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扭曲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迎合政治权谋的目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只能表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资治通鉴”式的中古时代。
   与之相反,我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主要表达如下之观点:第一,胡温是一体的,胡温与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马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党内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团结”乃是垄断权力的前提,“不团结”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的内斗通常会“点到为止”,而不会“见血封喉”。第二,胡温绝非改革派,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体制内部出现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之候选人。因此,寄希望于中共领袖“自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与其憧憬明君或贤相的出现,不如从自己开始做起,一点一滴地对抗冷漠和恐惧的制度与文化。第三,我们要将批评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由与权利,要让这种批评内化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探索与积累进行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所说:“记住,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支持自由。……而自由,如果人们不了解它,它也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得知识。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割让、不能废弃、神圣的、了解最令人敬畏和嫉妒的知识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我的观点当然可能有对有错,但我希望所有读者都参与到支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业当中来。
   我的公民“议政”从来不是黑幕后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对中共内部政治派别的此消彼长以及探究这些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用我的笔,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杨宪益先生说得好,“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但是,一个极为吊诡的事实仍然出现了: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我,居然成了胡温当局派遣的国保们“贴身保护”的对象,居然被某些人定义为“搞政治的危险分子”,我这个小时候的“乖乖孩”突然变成了“不可接触”的“麻烦制造者”——出于真实的危险和想像中的危险,出于外在的恐惧和内心的恐惧,很多人不再敢跟我来往,国保们的孤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不,跟林昭、顾准和遇罗克的遭遇相比,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放弃了上帝赋予的言论自由,我岂不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所以,无论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仍然要这样生活、这样写作,不是说我有多么勇敢,而是说这就是我所热爱的、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
   能够参与当代中国“萨米亚特”式的写作,是我的荣幸与异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刘晓波一起并肩前行。捷克“萨米亚特”写作的代表人物、作家伊凡·克里玛说过:“一个出于其内心的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敢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那些傻瓜的行为里面。”而“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亦指出:“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不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力,也不想成为道德权威委员会或社会‘良心’;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随意评判别人;他们的努力单单是为了净化并加强对一个更高权威存在的意识……今天,行为的动机可以不再那么单一,像以前一样,主要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这正是我从事“公民议政”,致力于“萨米亚特”式的写作,以及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原因。
   我写作,我表达,故我自由,故我存在。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初稿
(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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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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