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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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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想梅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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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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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来源:观察
   如果放弃自由,我将日渐衰弱。那些可以出卖的灵魂是骚动和黑暗的。对任何事都不能撒谎,否则四分之三的真相后便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乔治·康拉德

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二零零三年春,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零距离接触到美国的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这才大吃一惊:几乎九成以上的政治类评论都在尖锐地批评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分支。恶搞总统的漫画触目可见,如果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总统的话,一定会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大坏蛋。我曾经读过旅美作家林达写的一本名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书,看来,大部分美国人不仅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甚至认为总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个总统是他们自己用选票选举出来的),正如自己亦贵为总统的里根的那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就是问题的所在。”而同样也是大家批评甚至恶搞的对象的小布什,也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里,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是公民及知识分子的权利与天职。接受公众的批评甚至“谩骂”,也是所有的从政者首先需要修炼的一项“基本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素质,就不要参加这场游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过:“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百多年来美国成为繁荣而富强的国度,而且从未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原因之一。一个任由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民主而自信的政府,其稳定是不言自明的;反之,一个不能容忍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专制而自卑的政府,即便耗费天价的维稳费用,亦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都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很不幸,我便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社会当中:盘踞在我头上的政府,不是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而是以武力和谎言强迫大家忍受的政府。在中国,不是统治者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而是统治者将人民关进笼子里。重庆一名怀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家长唐琳,只是在网上发表了几句泄愤的言论,五月被警方带走,七月初证实被“劳教”,罪名是“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其实是杀人者的安全。于是,杀人者获得高升,被害者继续受到戕害。那么,这种惨淡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远远地羡慕美国公众和美国知识分子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权利与自由呢?不,我不接受“某些东西可以言说,某些东西不可以言说”的“潜规则”,也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当年,性情羞怯的剧作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人物”,却因为“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的理想与实践,而受到捷克当局的骚扰、诽谤甚至逮捕。但他努力传达的信息绝对与政治无关。哈维尔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者争论,在一个靠着谎言执政的政权下,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捷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当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到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
   由此,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选择了“萨米亚特”(samizdat)式的写作。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便在《论出版自由》中表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所以根据良心作自由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而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便写道:“那些思想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为了捍卫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坚守“萨米亚特”式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复印稿、打印稿、地下印刷品……这是一种“地下”状态的写作,写作者却保持着“地上”的阳光明媚的心态。在那个科技不发达、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里,他们的文字和思想的传递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比如,在罗马尼亚,公民不能自由地购买打印机,购买打印机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由国家统一编号,以便当局调查打印稿是由哪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于是,作家们只能以手稿的形式,传播那些比较“敏感”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互联网,但又出现了防火墙,我的文字都被他们用技术手段阻隔在墙外;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和台湾有出版自由,我写的书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自己带回大陆的时候却遭到海关的查扣。所以,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萨米亚特”式的写作。这是一种需要战胜恐惧的写作: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用最“刻薄”的语言“羞辱”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必担忧秘密警察夜半敲门;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依照良心公开地敬拜自己的神,而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干涉与打压。这种“假装”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假装”有时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你的名字被列入宣传部的“黑名单”,你的电话和电邮遭到国保警察的窃听和偷窥,你来往的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能在大学的讲座和会议上登台发言……甚至还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仅仅因为追求“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高达十一年的重刑。刘晓波的判决书中被当作犯罪证据的那些文字,在我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刘晓波的罪名随时随刻都可能安在我的头上。

胡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不会在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作任何的退让和放弃。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活着,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而言论自由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批评的自由,特别是批评统治者的自由。当我面对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既批评皇帝,也批判宰相。在帝制时代,暴君与奸相总是相辅相成的,暴君之暴与奸相之奸,乃是专制制度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历史学者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说,宰相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一般说,它由君主精选,由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组成。“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没有君主,便无法统一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行动,便不能建立政权,形成国家;而没有宰相,一般说,统治机器便很难有效地运转。”换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亲自选择的,坏君主选择的必然是坏宰相,坏君主不可能选择好宰相;反之,坏宰相是坏皇帝实现其暴政的最佳助手,再勤奋的暴君也不可能一个人干完所有的坏事,那么坏宰相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君相关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基本的架构。
   用此角度透视中共的权力结构,即可发现:中共虽然言必称马列,其统治模式仍然沿袭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党魁即皇帝,党国即皇家,政治局即军机处,连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昔日皇帝居住的中南海。毛泽东拒绝梁思成的在老北京城的西郊设立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而是选择入驻皇帝的花园,不仅仅是为了舒适与安全,更是要取得当代帝王的象征性的身份。由此可见,中共这台统治机器的核心仍然是皇帝和丞相的“合二为一”。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合作至死,毛泽东清洗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权臣,却单单让周恩来成为“不倒翁”。当年,毛选择周作助手;今天,胡选择温作助手,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温。毛与周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矛盾,胡与温之间的关系亦然。故意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司令部”。毛与胡所干的每一件坏事,周与温都不能免除其帮凶的罪责。当代中国人之厄运,在于遭遇了翻天倒海、无恶不作的毛,但如果没有周之亦步亦趋、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则难以落实,故而周亦是罪不容赦的凶手。同理,在今天的中国,温家宝在整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温的配合与支持,胡的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
   对温家宝的分析与评论,可以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宰相传统之中,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之。在这一传统之中,孔明和包拯是中国人心目中贤相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士大夫最喜欢的是诸葛亮,“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经由《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之渲染,蜀汉政权的丞相诸葛亮成了士大夫心目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成了历代争先恐后地“入君彀中”的“天下英雄”的最高人生目标。诸葛亮的“忠”,使他的声望甚至盖过了主人,人们但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刘备墓。诸葛亮的“智”,则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黑学的先声。在人们一味的赞誉中,唯有鲁迅看出其“状多智而近妖”。而中国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则是包拯,他们喜欢的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包拯,而是若干戏曲故事的主人公包青天。这个面黑如漆的包公执掌着一个具有惩恶扬善功能的龙头铡,这个龙头铡如同封神榜中神仙们的法宝,带给观众现实生活中最为匮乏的公义,也蕴含着生活在人治社会的人们对法治最热切的渴望。在戏剧舞台上,包青天甚至可以找来八贤王手中那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金锏,来一场“打龙袍如打昏君”的行为艺术。浓得化不开的孔明情结与包拯情结表明,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此重合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君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像德国人那样全身心地崇拜希特勒的时候并不多(毛时代是一个特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贤相充满美好之憧憬,即便君王再残暴,只要他旁边有一个孔明或包拯一样的贤相,这日子便可以忍受下去(所以,当毛的偶像崇拜破灭许久之后,许多普通人仍然对周不乏好感)。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君主是专制体制的大脑,那么丞相就是专制体制的心脏。丞相不仅使臂使指地指挥各级官僚,而且成为“屁民”与“暴君”之间的最佳“调和者”——没有丞相亲自出面抚慰,“屁民”哪能如此安于被宰割的悲惨命运呢?贤相情结继续在主宰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古有孔明和包拯,今有周恩来和温家宝,似乎没有他们,中国人就不能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今天,温家宝的良好名声,除了归功于他个人出色的演技之外,也表明中国人的孔明情结和包拯情结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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