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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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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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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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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寡民”沉沦——评央视《大国崛起》专题片及丛书

来源:RFA
   日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称,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对此,官方媒体和御用学者高声欢呼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下一步就是在未来几年内赶超美国了。然而,普通民众的反应却与之截然相反。山东一名网友评论说:“卖光祖上遗留的家业,掏空子孙未来的口粮,青山不在,污水横流,千疮百孔,臭气满天空,换来冥冥纸币GDP,何乐之有?”北京一名网友评论说:“要技术没技术,要管理没管理;国库是丰满了,老百姓的口袋清空了;房价、物价天天都有涨,老百姓挣钱却越来越困难了,还非叫着嚷着争着抢着去做‘老二’。”辽宁一名网友说:“典型的国富民穷!百姓的人均收入何时能排第二?”经过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持之以恒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民众为什么依然如此不爱国呢?中央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并出版了三卷本的《大国崛起》丛书,纪录片和丛书都深受舆论好评。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长期垄断信息资源、腐败且低能的央视,近年来少有的一部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而央视方面声称,这是遵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来“为中国的发展寻找世界性坐标”。那么,在这个坐标中,中国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类似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中国究竟有没有“崛起”?中国在国际上是否被承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模式带给国人和世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中国人是否活得很幸福和有尊严?中国的崛起与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是一条后退的道路


   从二十年前的《河殇》到二十年后的《大国崛起》,这两部电视片堪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于上青天”的鲜活见证。对比之下,电视技术方面突飞猛进,思想的敏锐度却大幅退步,前世今生,沧海桑田,让人唏嘘不已。今天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远远比不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河殇》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从文化模式的转换上入手,批判以黄河和长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和保守性,呼唤以“蔚蓝色”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当时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亲自向官员们推荐《河殇》。而今天的《大国崛起》关注的重点却是国家力量的消长,是对近年来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被动呼应,它不敢涉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更不敢指出“改革已死”的事实。在言及“制度文明”的时候,也只能“犹遮琵琶半遮面”。
   当然,《大国崛起》并非全无价值。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在官方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中,它第一次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价值”。八十年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是前期策划和撰稿之一,尽管麦天枢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锋芒,但毕竟带有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烙印,让这部电视片和这套丛书至少倾向于认同普世价值。而曾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常委上历史课的“南书房行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出任该片的学术顾问。作为世界历史方面的学术权威,钱乘旦在论及英国崛起的时候,指出英国强大的秘密是自由经济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并阐明英国是最早建立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他称赞说:“英国在议会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和平渐进的制度的改革,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英国创建的若干制度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香港与大陆名为“一国”,实则“两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可惜的是,这样的真话,钱乘旦却不敢在中南海的课堂上放胆言之。

   在长达十二集的《大国崛起》中,先后介绍了晚近五百年来九个大国渐次崛起的历程,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在这些大国中,有的昙花一现,甚至一夜之间便从顶峰跌落低谷,有的却将繁荣与稳定维系一两百年之久。近代以来的中国,被西方列强嘲讽为“东亚病夫”,徘徊在“半殖民地”的边缘,一直与“大国”无缘。如今,在奋力成为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当学习哪一种崛起呢?在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当中,有像纳粹德国和苏联那样的国家,以邪恶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动员民众,振兴经济,蛊惑人心。这些国家迅速实现了让旁人侧目的强大,对内横征暴敛、防民之口,对外穷兵黩武、输出革命。但是,它们就像吸毒的病人一样,虽然一时飘飘欲仙,但最终必定走向崩溃与瓦解。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崛起的方式,俨然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的翻版,是没有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的崛起。

大国崛起,国富民穷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九年间,访问来自一百五十五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的生活满意程度,以一至十评分。结果显示,以丹麦为首的四个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茅,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中国大陆位列第一百二十五名。对于倒数第三十名的排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们大概又要反驳说,这是帝国主义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我们生活得可幸福了!但是,在网络上却到处是民众冷嘲热讽的评论:有人说:“明明是朝鲜第一,我们第二”;有人说:“我是八零后,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得不到尊敬!我们这一代有何幸福可言!”;还有人说:“可以再搞一个世界官员幸福感调查,我国肯定能拔得头筹!”
   
   《大国崛起》讨论的主体是“国”,其实,今天更当关注的是“民”。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幸福,人民不自由,国家再大、再强,也如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风浪。所以,央视最该拍摄的,不是《大国崛起》这样的、以国家主义为旨归的纪录片,而是探究如北欧诸国、瑞士、荷兰等小国的民众如何过上富裕、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的纪录片。我想,即便是网上最爱国的愤青,如果让他们说真心话,他们也宁愿生活在丹麦等北欧国家,而不愿生活在“不高兴”的和“站起来”的中国。因为今天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国富民穷的基础上。换言之,国家的富强和中央政府权力的膨胀,是以伤害民众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达致的。从一组数据的对比中就可以发现真相所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二十三分之一。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既然两国的GDP基本相等,中国人均收入应该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才对,为什么相差那么多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利益分配极为不合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大部分没有分配给劳动者,而是变成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收进了老板和政府的腰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这样不将人当人的惨剧接连发生:富士康公司连续有十四个农民工跳楼自杀,济南一地因高温天气一天便热死八名劳工。
   以我个人访问日本的观察,日本民众的生活质量让中国人望尘莫及。日本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民众享有切实的劳动保障、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强烈的环保意识,独立的舆论监督和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些方面中国再有半个世纪也赶不上。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国家,仅以国民收入而论,日本在战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腾飞,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一般来说,随着经济体的扩张和成熟,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逐步增加,而中国在追赶美日GDP总量的同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官方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却疯狂增长,亿万富翁的人数连创记录,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公众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公众的怨气越来越大,社会的稳定性越来越差。社科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新一轮的精英移民的浪潮已经出现。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却有那么多的精英选择移居国外呢?原因很简单,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学者莱文斯坦便指出:“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性行为的存在等,都会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

大国寡民,危机重重


   深受胡温尊重的学者季羡林,以“东风压倒西风”之说,预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这几句出自一名梵文翻译家的外行话,却被许多国人当作金科玉律。二零零八年西方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以自己的经济数据一枝独秀而自豪。而这一次当局宣布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更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不少“爱国贼”们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然而,我却想起了十多年之前,著名记者卢跃刚出版的一本名为《大国寡民》的报告文学,讲述民女武芳被地方恶霸毁容的恶性事件,以此揭示地方政权劣质化的趋势。也许连卢跃刚自己都没有想到,“大国寡民”这四个字,恰恰是对当代中国最精辟的概括。十多年之后,“大国”继续崛起,“寡民”继续沉沦,“国”越来越“大”,“民”越来越“寡”。
   《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追溯了这部电视片和这套丛书诞生的那一刻:他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的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他说:“九大国,五百年,在北京嘈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我想,这是历史的召唤。”然而,就是在段煽情的文字当中,我却发现了内在的矛盾与反讽:连首都也淹没在道路拥堵、噪音污染之中,中国政府的管理水平有多差、中国民众的公民素质有多低,就可想而知了。表面上中国的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因专制而腐败,社会因分配不公而贫富悬殊,文化因禁锢而凋敝,民众因权利被剥夺而冷漠。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美国学者谢淑丽,以“脆弱的强权”形容正在崛起的中国,她说“中国领导人把自己逼到墙角,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她还引用一名中国政策幕僚的话说:“假如中国崛起一定会带来挑战的话,那这挑战第一个就是来自中国自身。”
   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发表演讲谈及中国崛起的话题,她说:“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是的,“大国”不是以疆域之广、人口之多和军队之强来衡量,大国的标准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创造力及对世界的辐射力、经济的活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有其公民是否能享有幸福感和尊严感。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最大障碍。一个将像刘晓波这样说真话的作家关进监狱的国家,是多么虚弱和不自信啊。所以,只要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不变革,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无法自由发挥,中国的大国之梦便无法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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