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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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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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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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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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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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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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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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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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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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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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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处处皆酷刑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中国媒体上对当局的禁毒成就作了若干宣传报道。其实,6月26日又是“联合国支援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即“世界反酷刑日”。但是,关于后者,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有介绍和报道,难道中国不存在酷刑,所以这个日子根本不值得纪念吗?恰恰相反,中国虽然在1988年就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著名人权律师滕彪指出:“我个人观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被告人受到酷刑。此外各种黑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酷刑更为惨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一直纵容酷刑,中国却刻意回避“世界反酷刑日”。
   但面对国内外对中国广泛存在的酷刑的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媒体就此乐观地发表评论说,从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词将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刑讯逼供在中国将成为历史。那么,靠这两个规定真的就可以遏制刑讯逼供、泛滥的酷刑吗?
   酷刑随时随地可能降临在你和我的身上
   以“大国崛起”顾盼自雄的中国,据说走到了三千年以来最风光的时刻。可是近日网络和媒体上却连连爆出一桩桩的惨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在中国生命与尊严轻如鸿毛!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中国看守所离奇死法不完全记录》,从2009年以来不足一年间,被媒体披露出来的离奇的死亡方式有如下多种:

   ——“睡姿不对死”:福州学生陈某在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做恶梦死”:武汉男子李文彦在江西看守所猝死,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看守所称其是在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发狂死”:大学毕业生林立峰,在看守所待了不到24小时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
   ——“摔跤死”:江西一嫌犯在看守所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后来称被逼造假。
   ——“妊娠死”:一名内蒙古19岁少女在戒毒所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网帖所称“遭强奸殴打致死”不实。
   ——“上厕所死”: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身上有多处伤痕的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
   ——“喝开水死”:一名河南青年看守所内死亡,尸体上有多处伤痕。警方称他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激动死”: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洗澡死”,海南57岁的男子被其他囚犯群殴而死,警方宣称,是因为他不肯脱衣服洗澡才被打死。
   ——“粉刺死”:在被刑拘约三个月后,山东文登市高村镇高村人于维平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胸部有小洞,当时被告知是抠掉的粉刺。而尸检结果显示,死者遭遇了“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心包腔积血致心脏压塞死亡”。
   这只是一个“躲猫猫死”之后很不完全的名单。我相信,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未被披露出来的还多如牛毛。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死亡方式,谁敢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呢?中国人能发明如此多的死法,表明中国人想象力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
   然而,“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在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之下,无数的中国公民或死于酷刑,或在酷刑的折磨之下生不如死。这些受害者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昨天是他,今天是你,明天就有可能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酷刑。这两年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让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江平教授这两年连续出版了两本著作,从《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到《私权的呐喊》,书名都用到的一个词就是“呐喊”。在参加《律师文摘》年会的时候,他说:“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
   日前,一份调查报道显示,中国人感到最缺乏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住房,不是权力,乃是安全感。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正在成为一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之中的情绪;而个人没有安全感,正是因为公权力过大,政府随时随地以暴力和苛法对待公民。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亦有可能一夜之间遭遇灭顶之灾。有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翻了一番。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呢?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已经崛起的祖国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自述说:“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从嘎玛案看“维稳”和“严打”态势下的酷刑泛滥
   鲁迅对中国悠久的酷刑传统有过如此之评论:“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这一传统在今天更是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胡温执政以来,官僚腐败、官商掠地、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比之江泽民时代,诸多社会矛盾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收拾。胡温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维稳”和“严打”等最不和谐的方法来营造“和谐社会”。此种选择如同饮鸩止渴,导致“维稳”经费越来越高,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之为“天价维稳”;而运动式的“严打”,其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密,其结果却是天怒人怨。
   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要求,是否做好“维稳”工作,乃是“一票否决”的关键。在不惜代价“维稳”和“严打”的态势下,酷刑成为强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监察部门和上级政府通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遂使得酷刑在中国愈演愈烈。
   酷刑戕害的人群,过去以弱势群体为主,如今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原来酷刑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宗教信仰人群(如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作为准宗教组织的法轮功群体)等,近年则扩展至落马官员、法官、企业家、商人等。除了被拘押在看守所和监狱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之外,那些被“双规”的官员和富豪也成为施暴的对象,他们“被自杀”的消息不绝于耳。而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有中央下达的“反分裂”的政治任务,对酷刑的运用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骇人听闻的地步。
   近期发生的藏族环保人士嘎玛一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嘎玛因从事环保活动开罪了地方官员而遭到逮捕。半年多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新疆巴州,从若羌、库尔勒辗转到现在的焉耆。他被每天提审十几个小时,总共提审九十多次,除了只有三次被允许坐在凳子上,都被警察用各种扭曲的姿势虐待,如悬吊起来、反背扣押等等,难以言状。其间还不间歇地被毒打,以至他每次都昏厥过去。甚至往他的鼻子里强塞一种药物,直接刺激大脑,訇然作响,眼睛和耳朵流出血来。而那些警察还说,“这是公安部批准使用的,是合法的,你死不了。”
   嘎玛在法庭上申诉说,他被提审之后,带回牢房也不得休息,会被有关部门派来的所谓“犯人”百般折磨。整夜不让他睡觉,每几分钟弄醒打他一次。那些人自称是“黑社会”,除了要求狱中所有的犯人挨个殴打嘎玛,还动辄就让他凡事都得写欠条,连上厕所也得写欠条,以至于所有欠条上已经累计了66万元的欠款。给嘎玛吃的东西就跟垃圾一样,即便是这样,那些人还会把馒头扔到地上,用脚踩,再把踩扁了的肮脏馒头塞到他的嘴里。那些人还说:知道吗,我们可以往你身上倒硫酸水,让你一下子化为乌有,彻底消失。
   此案的当事人嘎玛,既是一名商人,也是一位环保人士。作为商人,自然是黑帮化的政府官员和警察眼中的“肥羊”,要拼命从他身上压榨油水;作为环保人士,在中国环保就是政治,就是“别有用心”,所以官方的打击毫不手软。再加之嘎玛的藏族身份,堪称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嘎玛便陷入到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而那些施加酷刑的官僚和警察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高院院长给受害者鞠躬是反酷刑的第一步
   嘎玛被判处重刑,他在法庭上申诉的若干遭受酷刑的细节,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予采纳。嘎玛沉冤待雪,公义的到来遥遥无期;与之相比,被屈打成招、罗织死罪的赵作海,最终获得自由及国家赔偿,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赵作海案件的报道中,记录了记者与当事人的一段对话:
   记者:你当时在派出所两天,在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赵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记者: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跺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记者:能睡觉吗?
   赵作海: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记者:受得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叫你死,你就该死。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架不住。
   看了这段对话,我不禁感叹:那些御用文人津津乐道的“不高兴”的中国、“站起来”的中国,跟赵作海有什么关系呢?赵作海所遭受的酷刑,让“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顿时黯然失色。这个案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日前,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到商丘看望赵作海。其间,张立勇向赵作海鞠躬道歉。有人在网上批评张立勇是在作秀,张立勇回应说,赵作海入狱11年,妻离子散,4个孩子都是文盲,“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祸及三代”。张立勇反问道:因为我们的过错难道不应该鞠躬道歉吗?鞠一个躬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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